智能输入分数推荐大学编者按
《五常：仁义礼智信》系列⽂章推发后，受到⼴泛的关注。许多读者反映：茶⽂化属于中国传统⽂化的⼤体系，了解相关⽂化形态，有利于站在更⾼的⾓度理解茶⽂化。如了解＂礼＂，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华茶礼＂。了解＂信＂，就能夠在茶叶经营中更⾃觉地讲究信⽤。正因为如此，应读者的要求，我们继续发送余悦研究员主编的《图说中国传统美德丛书》之⼀、邓声国教授撰写的《五德：忠孝节勇和》。欢迎继续阅读！
作者介绍
邓声国，1969年6⽉⽣，江西上饶⼈。
1995年考⼊南昌⼤学中⽂系，师从黄新光先⽣攻读汉语史专业硕⼠研究⽣，1998年6⽉获⽂学硕⼠学位。
2001年考⼊⼭东⼤学⽂史哲研究院，师从冯浩菲先⽣学习中国古典⽂献学，2004年6⽉⽉获⽂学博⼠学位。
井冈⼭⼤学⼈⽂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先秦儒家传统⽂化与⽂献整理研究，现为中国诗经学会、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江西省民俗与⽂化遗产学会常务理事。
江苏公务员考试最新面试时间现已出版学术论著主要有《清代“五服”⽂献概论》、《清代〈仪礼〉⽂献研究》、《钱⼤昕评传》（合著）、《⽂献学与⼩学论考》、《⽂化视野下的古代⽂学研究》（主编）等，点校《万寿宫通志》，并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七⼗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6项。四级考试试题
引⾔
纵观中国传统⽂化的发展历程，可谓源远流长，博⼤精深。若由著述载籍⽽论，经史⼦集、万亿卷帙，概以“三⽞”、“四书”、“五经”为其渊薮；如就学术统绪⽽⾔，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家为其归致。但就官⽅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考之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化状况，儒家思想⼀直在占据着正统的地位，对中国⽂化发⽣着⼴泛⽽深刻的影响。由此可以毫⽆疑问地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化的思想主流。当然，其他诸⼦百家之思想⽂化亦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传统⽂化中，伦理道德⽂化浩瀚渊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它有着诸多的道德规范，如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有如何实现道德社会的道德教育思想，有中国⽂化独到的修⾝之道，以及道德名⾔、理论，等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最早产⽣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尚书·尧典》中就有“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表述。在殷墟的甲⾻⽂字⾥，也已经出现“礼”、“德”、“孝”等⽂字，
说明商代就已制定有体系性道德规范，出现了所谓“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的提法。到了周代社会，⽣活在春秋时期的孔⼦，他从⾃⼰的政治理念出发，形成⼀套较为全⾯系统的儒家道德思想。他以“仁”作为最⾼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德⽬置于其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影响了中国⼏千年的⽂化思想传统。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通过道德规范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把道德⽐喻为⼀张⽹，那么规范作为⽹的经纬线必然是丰富⽽具体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逐步积累与形成了⼀些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其内容的道德规范，⽐如仁、恕、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化中的规范⾮常之多，每⼀个规范都有其独特内涵，另⼀⽅⾯规范更主要地⼜是对⾏为的规定。
关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化的基本要素组成情况，历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其实，早在商代就提出了“六
德”（知、仁、圣、义、忠、和）之说；《尚书·洪范》记载的是周武王与箕⼦的对话，⼜有关于“三德”的论述：“三德：⼀⽈正直，⼆⽈刚克，三⽈柔克。”《周礼·地官·师⽒》中有地官师⽒⼀职官，职务是“以三德教国⼦”，“⼀⽈⾄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本；三⽈孝德，以知逆恶”。《管⼦·牧民》中，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政治伦理规范；战国时期，孟⼦上继孔⼦，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说，并提出“五伦”，即⽗⼦有亲、君⾂有义、夫妻有别、
国考100分相当于省考多少>2018国考录用名单战国时期，孟⼦上继孔⼦，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说，并提出“五伦”，即⽗⼦有亲、君⾂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原则。西汉时期，董仲舒根据孔⼦的“君君，⾂⾂，⽗⽗，⼦⼦”，提出了“三纲”（《春秋繁露》）和“五常”（《举贤良对策》）说。东汉年间，王充在《论衡•问孔》中就提出了“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这种说法，这就是此后中国历代儒家学者所倡导的“五德”说；宋元时期，⼈们在管⼦的礼义廉耻上，配以孝悌忠信，就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德。这些道德规范渗透在社会⽣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纲⽬，道德规范体系，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类道德⽂明上的智慧和贡献。到了清末，随着西⽅强势⽂化对于中国弱势⽂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都意识到德治是中国的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蔡元培等提出
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德”，这是“中体西⽤”的道德融合。1992年张岱年先⽣在当年《道德与⽂明》第3期上发表⽂章，在总结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九个主要规范：公忠、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的“九德”。凡此种种，提法不⼀，但都是适应各⾃时代发展要求⽽提出的说法。
现代⼈们⼀提起“五德”，通常便会想到“仁、义、礼、智、信”这⼀传统说法。从《论语》、《礼记》等⽂献典籍记载来看，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孔⼦讲“仁”，就是讲⼈与⼈的关系，讲⼈对⼈的爱，由
对⽗母之爱、兄弟、妹之爱，进⽽推及对他⼈之爱；孔⼦讲“义”，把“义”作为⼈⽣的终极⽬标和价值取向，提出了“仁义道德”、“仁⾄义尽”、“杀⾝成仁”、“舍⽣取义”的思想；孔⼦讲“礼”，主张“凡⼈之所以为⼈者，礼仪也”（《礼记·冠义》），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孔⼦讲“智”，赋予它以明智、智慧、机智等系列丰富的道德和内涵，把中华民族的道德智慧同⼈⽂智慧、科学智慧聚成⼀体；孔⼦讲“信”，把它列为对学⽣进⾏教育的“四⼤科⽬”（⽂、⾏、忠、信）和“五⼤规范”（恭、宽、信、敏、惠）之⼀，强调要“⾔⽽有信”，“信则⼈任焉”。这五者，是对孔⼦伦理道德思想的⾼度概括与总结，千百年来⼀直为⼈们所推崇并发扬光⼤。
到了21世纪，⼈们⼜提出了⼀种新的“五德”之说。五德⽈: “忠、孝、节、勇、和”。所谓忠，就是内⼼求善，外求尽职尽责，不仅讲“上思利民，忠也”，也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孝，主要是对⽗母、长辈之“孝”，强调长幼有序，强调要与尽到“报效祖国”之“忠”统⼀起来。所谓节，诚如孟⼦在《孟⼦·滕⽂公下》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样，讲⽓节、重操守、重名节、轻利欲。所谓勇，⼈们赋予了它各种丰富内涵：“持节不恐谓之勇”，“持义不掩⽈勇”，“投⾝为义⽈勇”，“知死不避⽈勇”，“悬命为仁⽈勇”，“弃命为仁⽈勇”，“胜敌壮志⽈勇”，等等，是中华民饱经磨难、历久弥新、愈挫愈勇、愈挫愈奋的不竭动⼒。所谓和，主张“礼⽤之，和为贵”（《论语·学⽽》），提倡中和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和”被认为是⼈道追求的最⾼⽬标。
其实，仁义礼智信做到，忠孝节勇和⾃然做到。⽗母对⼦⼥或上级对下属，你对我好，我对你善，⼀来⼀往的事情，忠孝本质就是善待，只要仁和信做到位，根本⽆须再强调。节者，⽓节，操守，忠孝做到位，节⾃然就有了，不论是在民族⼤义上有节，还是在平时⽣活中接⼈待物上有节，忠诚、守信是不可少的。和，仁义礼智信做到位了，不和都难，⽆需再多强调。勇，倒是值得特别⼀说，孔⼦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真正的勇者，有所惧有所不惧的理解，正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所⾔：所谓的勇敢，应该包括两个⽅⾯，⼀是迎战不应该害怕的任何东西，⼀是应该害怕那应该害怕的事情。⼩到⼀个⼈，⼀旦有⼈跟你拌上了，就应该克服⾃⼰的害怕跟他勇敢的对抗；⼤到⼀个国家，如果有国胆敢侵占国⼟海疆，就应该克服牺牲的恐惧对抗到底。对于鲍威尔的后半句，则是⼈⼈害怕死亡，⼈⼈都应该在对抗的时候极⼒保全⽣命不要做⽆妄的牺牲。其实，这也是⼀种“智”。
⾔⽽总之，⽆论是旧“五德”还是新“五德”，⾪属于⼀个系统，本质上是⼀个体系，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德要道。这10个字所涉及的伦理道德是全⽅位的，它们之间的内涵与外延既相对区别，⼜难免有交叉之处，主要取其本意、主意，其中既有内向的，就⾃⾝内⼼修养⽽⾔的，⼜有外向的，从与他⼈关系、社会关系、改造世界⽽⾔的。每组各字之间，均有次序，各有内在逻辑。两组各字之间，相互对应，仁忠、义孝、礼节、智勇、信和，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基本内涵概括更加完整、丰满、全⾯。在旧“五德”中，“仁”为⾸，是根本，“信”贯穿于其间；新“五德”，“忠”为⾸，是根本，“和”贯穿于其间。总体⽽⾔，“仁”也是这10个要素整体之⾸，之根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核⼼思想；“和”也是贯穿这10个要素整体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境界、最⾼⽬标。
今天，我们强调中国传统⽂化的复兴与回归，⾃然离不开对传统社会伦理道德⽂化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化的继承与扬弃。儒学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的学问，⽽不是仅仅存在于故纸堆和博物馆的死学问。如政治⽣活中不同政治⼒量的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经济⽣活中运⽤《论语》加算盘的智慧经营企业，开创竞争与和谐相辅相成的良性发展局⾯；在⽇常⽣活中谨守仁道，⽤“忠、孝、节、勇、和”的道德原则处理⼈际关系等，甚⾄⽣⽼病死、婚丧节庆，都需要奉⾏儒学的道德原则。因此有⼈说，⽣活中处处有儒学，处处需要儒学，是有其合理性的，只不过是“百姓⽇⽤⽽不知”罢了。如今我们重新建构⼀套新型伦理道德⽂化，⾃然需要对传统伦理道德⽂化进⾏⼀番检讨和审视，继承和发扬其中的合理内核，使之能更加适应现代政治、经济、⽂化⽣活，成为⼀门活学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上世纪80年代实⾏改⾰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提出“以德治国”的⽅针, 提
sceea四川教育考试院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提出“以德治国”的⽅针, 提出建⽴“⼩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标，提倡以“⼋荣⼋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不借鉴或吸收了传统儒学伦理道德⽂化的理念与智慧。所谓“中国特⾊社会主义”⾸先是“中国特⾊”，⽽“中国特⾊”当然包括传承了数千年的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传统⽂化, 离开了中华传统⽂化就没有中国特⾊。⽽“实事求是”的观念范畴，则源⾃汉代儒家王充与班固的著作。以上清楚地说明，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价值观, 与儒家传统⽂化的核⼼价值观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思想联系；这也正是儒学具有现代性的⽣动证明。
再就世界发展的趋势⽽⾔。⾃上世纪末以来，全世界都处在⼀个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体化、政治趋势的多极化、⽂化格局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趋同化。在价值观⽅⾯，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类还不可能建⽴⼀个全球统⼀的、独⼀⽆⼆的价值观，但随着东西⽅⽂化交流的⽇益⼴泛与深化，⼀些原本植根于西⽅或东⽅⽂化⼟壤的核⼼价值观念, 越来越表现出普世性，即普遍适⽤、能为全⼈类所普遍接受并付诸实践的特性。按照当代中西⽅⽂化研究学者的说法，基本上认为中国是⼀个以伦理政治为体系的⽂化，道德因素在中国⽂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今的西⽅更是对中国⽂化持肯定态度，⽽对于⾝为中国⼈的我们也基本认为应该吸收中国⽂化的精华部分⽤以传扬。例如，原本植根于东⽅的仁爱、礼义、和谐、诚信、中道等观念，现在已经突破地域的界限⽽⽇益成为全⼈类都能接受的普世性价值观念。现如今，我们从了解到的中华道德起源与发展，结合主流的政治⽂化等因素，考察新、旧“五德”⼗个具有传承意义的中华核⼼美德，并且论证其全⾯性与包容性，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在当今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类社会出现了许多重⼤的弊病与危机，诸如核战争的威胁, 全球暖化的危险进程, ⽣态失衡、环境污染的问题, 物欲膨胀、资源浪费的问题等等, 并且伴随着信仰失落、道德堕落、享乐主义、拜⾦主义、⼈格扭曲等等现代精神道德层⾯的疾病。这些社会弊病与危机，有些可以通过发展科学、完善制度去解决，但科学与法制并⾮万能⽆法解决深层的价值观的冲突问题，还需要依靠伦理道德层⾯的⽅法去解决。⽽在这⼀⽅⾯，儒学传统的道德⼈⽂精神及其新
、旧“五德”价值观，是⼤有⽤武之地的。如果这个社会层⾯从体到个⼈都能真正认识“以⼈为本”的重要意义，则许多社会问题是不难控制与解决的。所以，从这⼀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正在呼唤儒学的核⼼价值观, 期望运⽤儒学的伦理道德智慧去缓解或消解⼈类的精神疾病。⽽作为“以道⾃任”的现代⼈⽂社会科学学者，⾃觉承担起弘道的责任，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职责。未来的世界仍将是⼀个多极共存并进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化也仍将是⼀个多元⽂化沟通互补、和⽽不同的格局。作为拥有数千年儒学⽂化传统的中国⼈，理应树⽴“以⼈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建设⼀个真正富强、民主、⽂明、和谐的现代中国与理性、繁荣、⽂明、和谐的未来世界⽽不懈努⼒。愿中华⽂化中那些曾经闪耀者⽆⽐光辉的美德，能再⼀次的闪耀在我们当今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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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全国和省级课题16项，发表论⽂200多篇，《新华⽂摘》、⼈⼤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摘》等转载多篇；撰写书籍60多本。多次到美国、法国、⽇本、韩国、澳⼤利亚等国家和⾹港、澳门、台湾等地，进⾏讲学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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