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第26期
第203-219页
©SSAP,2021
理念的化：三十年来
中国社作发展的反思
郑广怀张若珊*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不仅是方法与技术的本土化，更是价值理
念的本土化$价值理念的本土化决定了方法与技术本土化的进程
和策略$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策略具体体现在教育降维、考证替代
和弱化机构三个方面$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中体
西用”的思路，即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术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和现行体制的合法性，但由此可能带来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不彰的$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价值理念
一当前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算起，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已经超过三十年。三十多年来，社会工作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其经验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总结。然而，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日益凸显。综合目前社会界学者的讨论，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
"郑广怀，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若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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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一是社会性缺失。甘炳光认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去社会化”特征日益突出，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旨在提醒我们要追求社会正义和改变社会，当前的社会工作专注于个人，将社会问题个人化，忽视了专业的本质
（Kam,2014）。郑广怀、向羽（2016）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社会工作存在以放弃“社会性”为代价换取“专业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源于"福利吸纳”（welfarist incorporation）和"功能替代”策略的存在。哈维尔（Howell,2015）指出，政府通过放低注册资格门槛以及购买服务来吸纳民间组织，希望借此排除它们的维权与社会动员等活动。与“草根”或维权类民间组织相比，社会工作机构被认为是更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更有利于政府实行社会管控，又能够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许怡，2014；徐盈艳、黎熙元，2018）。由此，作为“功能替代”的社会工作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走向了“繁荣”，而以基层政权建设为职能之一的民政部门则成为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部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嵌入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社会工作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有意吸纳与利用的产物（郭伟和，2016）。社会性的缺失导致社会工作成为一种有效的行政控制技术参与到政府的基层治理实践当中。
二是专业性不足。郭伟和（2016）在总结中国社会工作十年发展的经验中指出，无论是北京的“社区管理型的泛社会工作发展模式”还是深圳的“购买社会工作岗位模式”，抑或是上海和广州的“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都不同程度依附于政府资源，缺乏建立专业威望的能力。吴耀健、陈安娜（2017）发现广东民间发起的社工机构出现了内卷化的现象，街镇政府对社工机构的“家长式庇护”和项目制管理模式造成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内驱力不足，具体表现为社工机构“全能化”、社工“技工化”、社工服务“精致化”。同样，朱健刚（2013）在探讨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时发现，专业社会工作被吸纳到基层权力体系的过程导致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等问题。简言之，专业社会工作对政府资源的高度依赖，使
社会工作在提供服务时必不可少地要更多考虑政府意见。政府实际上具体负责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管理和评估，这让社会工作机构和一线社工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满足基层政府机构的具体要求上，实际上成为基层官僚应对越来越严格的上级检查和繁重报表任务的编制外行政助手。可以说，行政权力对专业空间的挤压，使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性丧失，并进一步导致社工服务无法与传统的社区管理和服务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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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选择性服务。首先是服务对象的选择性。历史地看，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更倾向选择弱势体作为服务对象。奇怪的是，在急于向政府表明购买服务效果和完成服务指标的压力下，作为社会性缺失和专业性不足的结果，目前社会工作服务往往更倾向选择非弱势体作为服务对—他们面临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甚至不需要社工的支持也完全可以象—
“自助或互助”。选择性服务不仅弱化了社工服务和社工机构的专业性，也容易造成社会工作者的“惯性”思维，导致“形式化服务”盛行（文军、何威，2016）。其次是服务方法的选择性，目前在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广泛使用了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除了少数“草根”人士发起的机构，几乎没有专业社工机构运用社会行动、社会倡导等方法，在诸多社会工作的评估体系中也看不到与这些方法有关的指标。最后是服务区域的选择。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深圳、广州、
上海等社会工作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域都是中国的一线城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少有社会工作，中西部城市的社会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尽管广东省民政厅近年推行的“双百计划”成为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标杆，但其也面临较为严重的机构弱化问题（将在后文论及）。显然，选择性服务会让真正有需要的人被社工忽略，某些社会问题处于“不可见”的状态。
二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的专业价值选择
如何认识当前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这需要回到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的专业价值选择这一根本的问题上。社会工作价值是社工使命的体现和实践的指南。作为目前高校社工专业教育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教材之一，“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社会工作概论》将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称为“社会工作的灵魂”（王思斌，2014: 39）。这一说法在历年国家社会工作师考试的指定教材《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级）》中也得以沿用。基于此，我们对社工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探讨将从这个“灵魂”入手。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工作的“灵魂”或核心价值就是当代中国主流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与社工价值观的紧密联系既体现在政策中，也贯穿于社工实践中，并得到社工学界的积极支持和主动推广。
就政策而言，社会工作被党和国家承认的前提是其专业价值置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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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之下。2011年11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个部门和组织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该意见第6条明确指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要求，研究制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道德守则和专业行为规范，构建中国特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道德体系”。2012年4月，民政部公布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该规划指出，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面对发端于西方国家、带有西方价值观的社会工作，时任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副司长黄胜伟（2016:8）指出，“必须用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专业社会工作理论与价值伦理……坚决扬弃其不符合中国政治制度和主流文化的东西，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血脉、实践根基和历史传承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元素、中国基因的专业社会工作理论实务体系”。
就实践而言，党工作、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开始逐步在实践中融合发展。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契合了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深圳社区服务中心的更名和转型。2016年，深圳将原来建成的668家由专业社工运作的社区服务中心更名为党服务中心。随后出台的《关于加强党服务中心建设管理的意见》要求，到2018年在深圳全市建成“1+10+N”①党服务中心联盟体系。目前，在组织部门的强力推动下，深圳已经建成了1050家党服务中心，在中心服务的社
工被定位成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的配合协作者，发挥着类似网格员的作用，而社工提供服务的场所则被定位为城市基层党建的网络节点。不仅如此，社工机构和社工协会的党建工作也在同步推进。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强调，要明确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功能定位，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党对社会
①1是指市级党服务中心，10是指10个区级党服务中心，N F指一大批社区、园区、
楼宇、商圈、大型企业、大型社会组织等党服务中心。深圳市于2018年6月进行了市、区两级11个党服务中心同时揭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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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不仅体现在大政方针上，也体现在如何用“以人民为中心”来统领社会工作价值上。例如，东莞市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要求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每年至少策划实施一个服务项目，福建省广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成立之初就将党建工作纳入机构整体规划。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塑造下，一线社工的观念开始呈现新的特征。社工开始意识到，他们必须加强学习党的思想理论，接受社工价值与中国国情结合的理念，辨别地区社会工作模式和社会服务理论背后的信仰和价值追求（毕海豹，2018）。一些社工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而忠诚于集体主义，不支持服务对象的个人自主；“人”不再成为社工第一位的
考虑，通过知识和特长提升专业权威才是关键（Leung&Tam，2015）。
就学界而言，对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彻底改造被认为是本土化进程的必然步骤。卢谋华（1991）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工作的主张，并将社会工作视为社会问题综合治理的经验总结。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工作要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工作合理的知识、方法与技术，但应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工作的本质内容（卢谋华，1991；林白、杨文俊，2009）。卢谋华还指出，“从现实经验和发展远景来看，中国特的社会工作是也将是中国特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形态在中国的发展创新有一定的联系”（邹鹰，2007:34）。刘继同（2007）指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传统美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态度，自然要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卫小将（2014:110）也指出，本土性社会工作应挖掘传统和当今主流社会价值体系，构建顺应大众需求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王思斌（2019）则强调在社会工作的学科体系建设中要坚持马克主义的指，现社会主义心体与社会专业体系的有机结合。类似地，顾东辉（2019）也指出，社会工作要遵循当代中国的“当时当地”逻辑，伦理上要融会当代主流价值和中华传统文化，也可借鉴外来优秀元素。
三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两个层面：方法技术和价值理念
基于前文讨论可见，中国社会工作学界既包括学者也包括实践者、官员，整体上将专业价值等同当前社
会的主流价值。换言之，中国社会工作在本土化过程中选择了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并以此来指导实践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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