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为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没有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因此,以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变革逻辑为取向,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伟大成果,构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一、进入新发展阶段: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随着脱贫攻坚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个一百年目标是阶段性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续奋进第二个一百年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2]在社会转型的时间维度、社会制度提供的价值目标和人口大国国情这三大情境中,需要全方位审视主要矛盾新变化和发展主线,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时代发展主题与未来目标方向。
(一)从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推进的历史拐点
从近代到现代,消除贫困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主题与主线。不消除贫困实现强国富民的现代化,就难以改变贫困落后实现民族复兴。而晚清以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历史现实,使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参照。[3]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赶美超英”到改革开放后的“三步走”战略,都是中华民族追赶现代化的百年诉求。
历史的坐标转换,从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人均GDP全球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三分之二)、人均GDP平均数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人均收入三分之一、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为7.7亿人的国家,[4]到2019年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9040美元)高出13.7%,接近高收入国家分组的下限水平(12235美元)[5],到2020年实现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历史性地终结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6]实现了全球人口大国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基本小康、由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中国在短短的四十几年的时间内成为了全球最大工业生产国和农产品生产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不仅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塑了中国的经济体系,而且颠覆了西方现代化的参照体系,使中国自身成为了世界所参照的重要对象;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市场体系的受益者,对世界市场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使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规则的约束,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影响,是从中国看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不行”到从世界看中国的“中国为什么行”的百年大变局。[7]
最为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就是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将中国从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农业社会带入到以工商业为主要特质的现代社会。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20年的60%,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2030年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达到65%,2050年可能超过70%,有相当于美国人口规模的3亿多农民成为市民,还有接近美国人口规模的2.9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现代化新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这突出地表明了中国社会处于由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转型、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型的历史新时期,构成了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推进的多重转型叠加,传统乡土中国正在不断被现代城镇中国所取代。但是中国今天还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水平,即使是全面现代化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还需要到2050年,如何冷静清醒地定位中国在世界中
的位置、如何冷静清醒地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破解被迫改革与开放和自主改革与开放之间的矛盾,也同样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拐点。
(二)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难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8]这“四个最”充分表明了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新发展阶段,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历史交汇期,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使广大农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正视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时代挑战。
1.置于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观视野。第一,脱贫攻坚成果巩固难。一是脱贫地区发展基础薄弱,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叠加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存在一定致贫返贫风险。二是政府管理体制和传统政绩评价体系易导致地方政府在推进乡村建设中急功近利或角错位,把主观设想的模式强加给农民,将复杂的“宜居宜业”问题简单化为表面的“涂脂抹粉”,忽视了乡村建设的内涵价值和使用价值,与农民众的真实需求脱节,存在建设与管理“两张皮”现象,造成基础设施建设维护难。三是由于国家核拨的扶贫搬迁资金标准不高,
项目资金整合难度不小,社会帮扶力量不强,易地搬迁农户自身能力不足,导致易地扶贫搬迁成果巩固难。四是产业扶贫巩固难。大部分扶贫产业低端且单一,产品同质化严重,过度依赖政府或个别帮扶干部的资源扶持,属于“输血式”发展。另外,帮扶主体与帮扶对象之间的衔接机制不完善,产业发展的利益分配不公平。
第二,两大战略衔接难。在脱贫攻坚阶段,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平为优先,兼顾效率,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消灭了绝对贫困。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9]这也就意味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要效率与公平兼顾,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明确的一点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绝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巩固全面小康的基础上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深入推进。如何适应两大战略之间的转变,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重点人缓解相对贫困,就要求我们在统筹设计的时候深刻理解其内涵,做好两大战略的有机衔接工作,把握好常量政策、增量政策以及变量政策之间的关系。
申论范文30篇背诵2019第三,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转型难。进入新发展阶段,城镇化、老龄化、人工智能时代、生态双碳目标等多重复合的宏观背景,无疑形塑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农
村现代化多重转型叠加中的城乡格局变革与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推进脱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的转型,需要着力破解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区域结构性矛盾、城乡结构性矛盾等多重结构性矛盾,以有效应对农业的效益递减、农民的老龄化、农村的空心化这样一个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发展阶段,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大难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