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乐天下范敬宜
第二次握手
我第一次见到范敬宜时，他是国家外文局局
长，我是经济日报记者。但事有凑巧，我们相识仅
十天，中央任命他为经济日报社总编辑，成为我的
直接领导。
那是1986年春节之后不久，国家外文局举办迎
新春书画展，具体操持展览的画家吴东魁打电话让
我参加书画展开幕式，还说他们局长也有书画作品
参展，并且亲自参加新闻发布会，正好认识一下。我
答应了。
一场大雪后的上午，寒风凛冽，我来到北京百万
庄附近的国家外文局会议室，墙上已经挂满了书画作品。吴东魁将我引荐给范敬宜局长，他笑着伸过手来说：“欢迎你，大记者！”和善的眼神透着真诚和亲切。我赶紧说：“范局长您别客气，叫我小王就行了。”我冰凉的手被他温暖的手紧紧握住，感觉很柔软暖和。他的手没有马上松开，而是将另一只手也伸过来握住我，我的手心手背都感到热乎乎的。他注视着我关切地问：“今天很冷吧？真辛苦你啦。”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刚三十出头，是个普通记者，而范敬宜比我大二十多岁，是副部级大干部。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没有架子，温文尔雅。他个头不高，稍显富态，头发浓密，
身穿一身合体的中山装，
/王秋和
2021年第12期／总第108期
干净利落整洁，具有一种亲和力，举手投足沉稳有力。我说：“想选几幅好的作品在我们报纸上用，您能推荐几幅吗？”
辽宁新闻头条今天范敬宜抬手指着四面墙上都挂满的书画作品说：“你就以你们报纸的标准选吧。”说完便带着我边看边介绍展出的作品，大写意、小写意、工笔、油画，行书、楷书、隶书、草书等等。他将展出作品的特点介绍得既专业又通俗，言简意赅，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博学多才。
我很快选中了一幅立轴山水画《山河图》，给人感觉古朴大气，远山近水，层峦叠嶂，空灵秀气，整幅画布局构图颇见功力。我对吴东魁说：“你让人把这幅画拍成照片给我在报纸上用吧。”吴东魁大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真有眼力啊老兄，这幅画是我们范局长画的。”
范局长却对我建议道：“你再看看，这么多好作品呢，争取选出代表我们外文局水平的作品刊登在你们报纸上……”范局长的谦虚，溢于言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人，出生于1931年，是宋朝名相范仲淹的28世孙，且是诗书画俱佳的大才子。
《经济日报》3月9日刊登了范敬宜的这幅《山河图》，我在画旁特地注明“范敬宜作，选自外文局书画展
”。隔了几天后，我在外出采访中顺便到外文局给吴东魁送报纸，想请他转交范敬宜。吴东魁却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外文局刚刚宣布了中央的任命，范敬宜局长调经济日报担任总编辑，近日就将赴任，我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刚认识一位相见恨晚的人便将要在一起共事；喜的是这么懂文化、善书画的人到经济日报担任领导，是我们报社的福气。吴东魁建议我既然来了，就顺便拜访一下即将上任的报社新领导——范敬宜。我觉得有些唐突，吴东魁说，范局长很和蔼，何况你们前几天还见过面，你可以先向他介绍一下经济日报社情况。
吴东魁领我到了范敬宜办公室。这是二楼一个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张写字台，两个沙发，还有一排书柜，已经把小屋挤得满满当当。范局长微笑着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咱们这是‘第二次握
每天下午4点钟，总编辑范敬宜
（中）或值班编委主持编前会，
安排第二天报纸版面编委会在研究工作。左起：副总编辑罗开富、杨尚德，总编辑范敬宜，副总编辑王昭栋、
宋静存，编委高永毅、舒野
手’了（此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已风靡全国，还拍了电影），以后就是同事了。”
范敬宜将我让到沙发上，吴东魁给我倒了一杯水，范敬宜递过来一支烟，我摇摇头连说不会。他笑笑说：“不会吸烟好，我的烟龄比较长，是当年下乡时跟当地农民学会的。”说着话，随手把手中燃着的香烟掐灭了。他的随和令我感到亲切。接着他先说谢谢我，然后告诉我，很多朋友已经看到《经济日报》上我画的国画了，这幅作品发表的第三天，中央派人和我谈话，让我到经济日报工作。有的朋友还说是因为这幅画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哩。范敬宜摇摇头笑了。他接着说：“我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啊！”这话把我也逗笑了。他讲话慢条斯理，边说边翻着墙上挂着的月历，并指着上面的日期告诉我们，哪天举办的书画展，哪天报纸刊登的山水画，哪天中央组织部领导自己谈话，哪天要到经济日报报到……
范敬宜就像一个忠厚长者与我拉家常，既不遮遮掩掩，也不神神秘秘。对听到的某些传言，不恼不怒，
只是一笑了之。平实和善的心态，朴实无华的话语，不事张扬的个性，大智若愚的举止，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说，自己这次到经济日报是重操旧业搞新闻，非常高兴。我就是喜欢办报纸，愿意当记者，一直认为做记者很神圣。刚解放时，我将要从圣约翰大学快毕业，已经确定分配到大学当老师。这时偶然看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作家魏巍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时我是个20岁的小青年，顿时热血沸腾，立志要当一名魏巍那样的战地记者，所以临时改变主意，放弃当老师，而是到了东北，进入当时的《东北日报》（今辽宁日报）当编辑。一晃35年过去了，虽然这中间有20多年是在农村锻炼改造……
吴东魁这时插话说，范局长以前在辽宁日报担任副总编，来外文局两年多了，是外文局历任局长中
水平最高、威信最高的……范局长朝他摆摆手：“你别吹捧我啦，其实我还是喜欢当记者。在报社里，官再大也是一个普通记者。如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务再高，在组织内也是一名普通党员。我离开新闻界这两年，一直恋恋不舍，常常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去办报，没想到机会还真来了，哈哈。”范敬宜爽朗地笑了，他接着说，“不过，《经济日报》是张全国有影响的大报，安岗总编辑是老报人，他创办的这张报纸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应运而生的，现在办得有声有，在全国有很大影响，要保持这张报纸继续发展的好势头，我还觉得有不小压力呢。”
这时范敬宜的办公室不断有人来汇报工作，我起身告辞。他笑着说：“以后咱们再见就是天天见了，今天
我就不留你了。”他送我到门口，我劝他留步，但他却坚持将我送到楼下大门口外，还特地叮嘱我说：“你回去后代我向报社的同志们问好，我下周一就去报到了，到那时咱们再见。”他接着对吴东魁说：“你替我送他（指我）到车站吧。”我走了十多米后回头向他们招手，看着他还站立在寒风中向我挥手，我心里暖暖的。
记者职业很神圣
范敬宜在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时，是报社的一把手（报社1996年才设置社长），除抓全面工作外，具体分管我们文艺部，我们接触较多，每周六都是我或李洪波主任轮流陪他一起上夜班。常常是报纸版面安排好后，编辑就去做版了，在等大样出来前的闲暇时间里，我们便无拘无束地闲聊，我感觉老范像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师，更像一位无话不聊的朋友。与这种亦师亦友的领导在一起工作是一种幸运，使我受益匪浅。
范敬宜同志刚调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时，经济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277号办公，这里原来是人民日报社旧址。当年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和老范上
2021年第12期／总第108期
夜班，他向我讲了一件十多年前的往事。
那是1975年10月，他已经下放到辽宁建昌县6年多了，正借调在县里工作。他当时和县里的一些人去山西大寨参观学习，返回途中路过北京稍作停留，大家住在北京郊区的通县。他几经周折联系到了一位住在城里的大学同学，聊了一会儿，天渐渐黑下来。他因自己的身份心有顾忌，谢绝了同学的留宿，执意返回住地。但赶到长途汽车站时，已经错过了去通县的末班车。他便溜溜达达走到了长安街，又到了天安门广场，走过大会堂门前，还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转了一圈。他抑制不住地心潮激荡，边走边看。接着他又来到王府井，走到了人民日报社大楼前，就是我们现在工作的这座大楼。这是他心目中的圣地。他仰望着楼上许多亮着灯光的窗户，不禁心中感叹：在灯光下工作的编辑们该有多幸福啊，可惜对我永远是个梦想了。
他在人民日报大门口两旁的阅报栏前徘徊了两个多小时，借着灯光反复地看阅报栏里展示的当天报纸，不知不觉已到深夜。寒风袭来，有些凉意，他无处可去，便坐无轨电车来到北京火车站，在候车大厅里靠着一根柱子坐了下来歇一歇。由于太累和困乏，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朦朦胧胧间被吵醒，原来一个值勤的车站工作人员用脚踢他：“起来起来！别在这儿睡觉！”于是他赶紧爬起来，就像那些“盲流”一样躲开，另个偏僻的角落坐下来，直到天发亮才赶回到住地。
老范平静地说，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咱们坐在这里办报多幸福啊！我当时只是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够进到这里面当一名普通的编辑记者，该多好啊！可是我认为自己这辈子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所以我一直很看重记者这一称呼，觉得记者是一种很神圣的职业，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要格外珍惜。
范敬宜很珍惜记者这一神圣职业，在日常工作
当中总是以一位普通记者的身份出现，他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都冠之以“本报记者”，有时写的评论或述评等作品甚至署笔名。他为人宽厚和蔼，以诚相待。他刚来经济日报时我们都称呼他“老范”，显得很亲切。偶尔也有人称呼他“范总编”，以示尊重。数日后他便和我们说，今后就叫我“老范”吧，直呼我名也行，不用叫我范总编。后来他还在一次编前会上郑重其事地重复说过这样的话。自此报社里人人对其直呼“老范”，沿袭至今。连我们给他送审的稿件或报纸大样上也是写着“请老范审阅”。
我和老范一起上夜班的机会比较多，因为我们部门负责的《星期刊》是周日出报，周六晚上上夜班。一般情况下，其他副总编辑一人值一个月夜班，逢周六时老范值夜班，以替换其他副总编休息。老范是一位很透明的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从他的口中，断断续续地知道了有关他的一些故事。他在“”中被下放到辽宁建昌县的一个偏僻小乡村，和乡亲们一起劳动，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抬肥、担粪、挑尿样样都干，干得一点儿不比农民差，连村里监督他劳动改造的农民都说，“数老范干得最好！”老范笑着对我说：“其实我那时还不到四十岁，比你现在大不了几岁，只不过老干力气活，风吹日晒的显得苍老一些……”在那段日子里，范敬宜最大的心愿还是当一名编辑，为农场出墙报，他喜欢用文字记录火热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办的墙报很受大家的欢迎，他的文字表达水平受到大家的肯定。
1971年，40岁的范敬宜，在公社办的一个“打击经济犯罪”展览中撰写文字介绍，其扎实的文字功底恰巧引起了看展览的县里领导注意，被临时抽调到县里参加教育展览。后来，建昌县县委副书记张化成发现了他的才华，千方百计把他借调到了县农业办公室工作，发挥他的长处。他此后跑遍了全县各个公社和大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时，县委的许多文件和重要报告，都是他撰写起草的。直
到改革开放后他才重回到报社当记者。在那段离开新闻界十多年的岁月里，他的写作功底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了很大长进。这为他后来成为“舆坛擎旗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但当时社会上也有反对之声，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刚回到《辽宁日报》工作的范敬宜被派去调查采访，因为领导认为他在农村待的时间长，比较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情况。
范敬宜去自己曾经下放的地方认真调查采访后，写出了那篇引发轰动的《莫把开头当过头》。文章中有一句经典的话，“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的工作，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已经‘过头’。”
文章刊登在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头版。当时就有人指责“文章中的观点有问题。”还有好心人悄悄告诉他，你可能又要惹大祸了，要有点思想准备。范敬宜心中也有些忐忑，因为从历史的经验看，讲
真话未必会有好结果。3天后的5月16日，正在建昌县农村采访的范敬宜，突然收到县里一位宣传干事的“情报”：“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你的文章了，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转载，还加了很长的一段编者按！”当时，范敬宜的第一反应是“完了！又闯祸了！”他赶紧搭乘一辆卡车赶到县城收听新闻重播。他听到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语调播送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听到这里，范敬宜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
首开先河的笔记体新闻
范敬宜具体分管我们文艺部，我与他接触相对比较多，感觉他像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师，更像一位无
话不聊的朋友。他常常与我们侃侃而谈，谈稿子、谈标题、谈过去、谈志向、谈未来，谈诗书画，谈选题策划，平和的话语中透着真知灼见和智慧之光，我深感获益匪浅。
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我听他说这句话时，眼神中透着的真挚和神圣，令我至今难忘。我与他相识二十多年，往事历历在目。我曾经特地问起他最初为什么要当记者。原来范敬宜大学毕业时刚好二十岁，正好赶上抗美援朝，这也是一种人生机遇。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周恩来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
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这时，全场代表都望着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的魏巍，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周恩来接着说：“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当时影响之大，改变了很多有志青年的志向。20岁的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学生范敬宜看了这篇作品，心潮澎湃，毅然决定放弃到大学当老师的机会，改行当记者，希望写出震撼人们心灵的好作品。何况他心里始终装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祖训。
老范谈到这些往事时说：“我那时是个热血青年，虽然是中文系学生，却喜欢听新闻系的课，我还受邀去新闻系办的《约翰新闻》做编辑。那时觉得自己就是干新闻的材料，认为当教师没有做记者‘浪漫’，缺乏激情，哪有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做一名战地记者好啊。”
就这样，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范敬宜瞒着家人，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与他同行的还有大学同学吴秀琴，日后他们成了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五十余载的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