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静宜心怀全局笔写苍生
范敬宜：1931年生于苏州。早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1951年进入《东北日报》（《辽宁日报》前身）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历任《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副总编辑等职务。1984年调任文化部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第一次为范敬宜先生怦然心动，是偶然读到他1981年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日时写下的一首诗：“东渡扶桑若梦行，排空驭气入苍溟。身凌岛碎千叶，背负长天侣万星。汗湿青衫余赤胆，霜侵两鬓有童心。自怜去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2003年夏天，第一次在清华园见到范敬宜先生的时候，他已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了。
去白山黑水寻梦
记者：一些名记者谈起自己之所以选择新闻这个职业，往往说是出于兴趣，或是命运的安排。但我看到写您的文章说，做记者是您与生俱来的情结。
范敬宜：是的，我对新闻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情结。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当时上海是全国报业最发达的城市，报纸多，家里除了订有《申报》、《大公报》、《文汇报》之外，还有各种小报。我就什么都看，对办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0岁就开始自写自编，办了一份手抄复写的《静园新闻》，版式模仿《申报》和《大公报》，报道我家左邻右舍的事情，然后偷偷把它塞进邻居的门缝里。大家很奇怪：“这是谁干的呢？”有一位姓王的邻居，在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晚上下班回来，有时在弄堂口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给他发了个头条——《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结果惹了一场风波。王先生到我家大兴问罪之师，最后撂下一句话：“这样的孩子不好好管教，将来非闯大祸不可。”——这句话后来真应验了。
记者：是不是因为对新闻工作天生的热爱，所以您在圣约翰大学虽然读的是中文系，但常在新闻系听课。
范敬宜：对，我对新闻系的课更感兴趣，选修或旁听过黄嘉德的《新闻学概论》、梁士纯的《宣传与公众舆论》、刘克林的《新闻写作》以及方汉奇的《中国新闻史》等课程，对我影响很深。新闻系办的校报《约翰新闻》还聘我当副刊编辑。1951年从圣约翰毕业，我被分配到华东师大当助教，可是我却向往
做新闻工作，不愿意留在上海。那时候上海学生一般都不愿意去外地，填志愿时往往第一志愿是上海，第二志愿是上海，第三志愿还是上海。有的干脆是第一志愿黄浦区，第二志愿卢湾区，第三志愿静安区。当时我才20岁，对新闻工作充满了憧憬，对我一生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你一定会深深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每当我读到这儿，总是热血沸腾：我要做魏巍，我要去白山黑水。于是我舍弃了当助教的机会，瞒过家里直奔东北，进了《东北日报》。
记者：从江南到东北，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和生活习惯上的，更多的是生活道路的改变。
范敬宜：很奇怪，我好像从来没感觉过不习惯，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一下子就融合到那个集体里去了。刚去时，我没有当记者、编辑，而是当“检查员”，专门检查稿件的各种差错。因为当时新闻界的口号是“为办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而斗争”，“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而斗争”。我对自己的工作很安心，很喜欢。
报社对我也是很器重的。当时报社的干部一部分是老区去的，一部分是延安去的，还有一部分是东北解放以后经过短期培训的新闻干部，大学生比较少，所以我很受重视。但是，也有些同志对我另眼相看，
特别是对由圣约翰这样美国人办的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有一种特殊的看法。我刚进报社，有人第一句话就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又问：“哪个帝国主义办的？”我只好说：“美帝国主义办的。”在部分同志心目中，我自然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总的来说，开始几年还是很顺利的。1955年我的级别已经是16级了，相当于处级。现在看来，人的一生一帆风顺不见得是件好事。
记者：那您后来怎么成了“右派”？
范敬宜：1954年我开始在文艺部做编辑工作，办副刊。到了1957年“反右”，首当其冲的就是副刊，而且我一直管杂文，那时的杂文大多成了“毒草”，“毒草”的“炮制者”自然成了“右派”，成了“右派”就要受处分。除了撤销职务，降薪6级，开除团籍，还送到辽阳的一个“兽医科学研究所”（原来的种马场）去劳动改造。那正是“”的时候，劳动强度特别大，特别艰苦，经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早上三点起来干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钟，刚睡一会儿又起来，一边干活一边糊里糊涂闭着眼睛。这还不算是最苦的，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就连饭也吃不饱了，报社的“右派”全部调回到社办农场，全身浮肿，那种磨难不是常人能想象的。我记得那时候只希望昏过去，或者能够发一场高烧、得一场重病，好休息一下。但就是不病。
记者：听说您原来身体很差，上海名医说您最多活到20岁。那么您是怎么挺过来的？
范敬宜：人到了极限，要么就垮了，要么就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经过那一场“脱胎换骨”的磨练，身体反而逐渐强壮起来，现在我的身体还比较好。
记者：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
范敬宜：从1958年一直延续到1962年。我是1960年摘的“帽子”。其实“帽子”摘不摘都差不多。
记者：听说那叫“摘帽右派”，摘了帽，实际上还是右派。
范敬宜：是这样。1962年重新回到《辽宁日报》工作。当然不能再当编辑了，只能做一些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不允许写稿，不允许用真名发表作品，回到我的起点——做文字检查，还当过一段“农民版”的编辑。不过，生活总算下来。但是，好景不常，到1966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这样的“牛鬼蛇神”自然在劫难逃，所谓“新帐旧账一起算”。不断地“触及灵魂”，“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一直折腾到1969年冬天，干脆扫地出门，全家被赶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荒村犹恋春明
记者：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一段岁月，讲讲您是怎样走过来的？
范敬宜：那时全国大批干部下放，名为响应“重新学习”的号召，是大势所趋。但是辽宁省更“左”，
也更“彻底”，搞了个“插队落户”，就是全家统统赶到农村去当农民。这样下放的干部有上万人。像我这种身份的人，当然必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全家就到了辽宁省西部的贫困山区建昌县，又到了个最贫困的公社，叫二道湾子公社，这个公社最穷的是大北沟大队下面的东下坎生产队。你瞧，又是湾又是沟又是坎，荒僻艰苦可想而知。开始住的是一个门窗不全的破屋子，在山梁上。我去时正好是12月，一个小土炕全家挤在一起。那么冷的天，风呼呼地刮，只好把一床棉被挂在门上算一个门，用报纸糊窗户。炕边还放着一口大黑棺材。所以我现在对生活特别满足，那时一个像样的窗都没有，现在有多少窗子？那时一个门都没有，现在有多少扇门？想想那个年月，对生活就没有任何奢求了。
记者：这样艰苦的生活简直不敢想象，后来呢？
范敬宜：后来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原来生产队把我们安置在那间破屋里，是对我们的“考验”，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外来的下放户，担心占了他们的口粮和收入，想用这种办法把我们吓走。他们想这个地方肯定没人受得了，受不了就得走，没想到我们能呆下来。这些都是后来他们说的实话。
记者：那您真能忍受得了吗？
范敬宜：真能。有了1958年到1962年的经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我当时感觉很好，起码不批你，不给你写大字报，精神觉得比在机关里面要好得多，所以我很安心。去了那里，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干活去了，跟着农民一起干，干着干着，农民就跟你亲近了。农民是很淳朴的，他不看你什么身份，政
治上的这个分子那个分子，他看的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吃这个苦。干了两个礼拜以后，他们觉得过意不去。有一个社员新盖了三间房子，本来是准备给他弟弟结婚用的，有一天他突然来我说，“委屈你了。现在看你真心实意地跟大家在一起，我那三间房子就让你住，我弟弟结婚的话就跟家人住在一起，你什么
时候离开这儿，就什么时候把房子退给我，房金分文不要。”我一下子觉得好像是掉到海里又站到岩石上来了，我觉得这房子好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农民跟我特别好。农民是最朴实，最讲情义，最实事求是的。
辽宁新闻头条今天记者：但是和文化生活隔绝了。
范敬宜：当然谈不到文化生活，连收音机也没有，报纸也没有，完全和外部世界隔绝了。我天天在生产队干活，连挑粪挑尿都干，差不多半年时间没有到过公社的集市。那时不是学大寨吗，改天换地、斗天斗地，豪情满怀。到春节我还写了副春联贴在门上：“胸怀朝阳下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连农民看了都发笑：都到这份儿上了，还说这话!
半年以后，又发生了另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一天，我正在生产队里起猪粪，听到公社的广播说：“大北沟的下放户范敬宜马上到公社来一趟”，我听了，心想这还能有好事吗？不是批斗就是训话。因为这对“五类分子”来说，是家常便饭。
记者：《经济日报》现任总编辑冯并说，当时遇到这样的事情一般都想过要叛逃。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范敬宜：我当然很紧张，但我还是去了。到了公社，副书记和我谈话，他态度挺好，说全国都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主要是打击经济犯罪。公社有一个供销社主任贪污了很多东西拿回自己家里，后来被揭发出来，为了教育众准备办一个展览会，但当地的人文化程度都比较低，没有人能办。听说大北沟有一个《辽宁日报》下放的右派，当过编辑，就想来试试。他问：“展览要有图片，你会画画吗？还要有说明词、解说词，你能不能干？”我说：“我能。”他们说：“那好，但是你在公社机关里面干不合适，太显眼，你就到公社的铁匠炉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干去吧。”
我那时特别高兴，有一种被重用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公社所在地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用柴油机发两小时电。我在大北沟半年都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世界上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现在有了电灯，晚上可以看看书报，觉得特别幸福。和我一起干的，还又一位姓李的中学教师，他能画连环画。后来展览办成了，在当地一下子就轰动了，因为那个地方太贫困，文化很落后。都说这展览字写得那么好，说明词也好，图也画得好。一下子我就成了当地的“名人”。
记者：这是下放后干的第一次和文化有关的事，一定很高兴吧？
范敬宜：对。没有想到这件事成了我命运的转机。展览期间，县委一位管农业的副书记，叫张化成，到这个公社来视察工作，公社说我们现在办一个展览，请你去看一看。他一看前言，很大的一块，都是很
工整的小楷。他问：“这是谁写的？”公社领导回答说是一个右派写的，原来是《辽宁日报》的。又问：“这说明词谁写的？”回答说也是这个右派。张书记说：“我倒想见见这个人。”公社书记说：“那可不行，你看了太抬举他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们派个人假装去我，让我休息一下，到外面的集市上逛一逛。公社办公室就在路边，那个人领着我好像逛集市，张书记在办公室里透过玻璃窗看，就跟相亲似的。据说当时张书记说：“这个人看来面相不恶，我得想办法以后用用他。”
记者：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右派都是青面獠牙？
范敬宜：可能吧。1971年有一天，突然县委叫我到县里去报到。干什么呢？那时候全国搞教育革命，建昌县所在的朝阳地区要办教育革命的展览。整个地区有六个县，每个县都是由自己来出展品，而且要评比，看哪个县办得更好，县委的那位张书记就想到我，把我去，问我能不能干，我说能干。但是还是不能呆在县里，得到城边上的一个中学，中学里边有一个堆杂物的房子，也是人家去不了的地方，让我在里边干。我和县文化馆的两位同志花了一个月时间做出来，之后就拿到地区去展览，评比结果是对我们县评价很高。当时在县里这样的小地方就传得神了，把我叫“大秀才”、“笔杆子”。以后农业学大寨，县里成立农业学大寨指挥部，要办简报，张书记又想起我，叫我到指挥部办简报。最后，几经曲折，进了县委机关。在当时，像我这样身份的人进县委机关，是绝无仅有的。
记者：您是不是从那时开始接触农业了？
范敬宜：那一段时间对我非常重要，我原来对农业基本上是外行。在报社我是搞副刊的，现在是实实在在搞农村工作，一开始写出来的调查报告文绉绉的，像新闻通讯。张书记就手把手地教我，耐心地给我修改，慢慢地我开始上路了。对农业也熟悉起来，而且很有兴趣。在五、六年中，我把全县的三百多个大队跑遍了，公社的、大队的书记全都认识我。农民到底希望什么，到底想什么，农村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当时报纸上宣传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但实际上农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对农村的了解、采访和调查跟新闻记者不一样，我常年跟农民在一起生活，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是什么我非常清楚。县委有许多重要报告、讲话出自我手。这些报告、讲话比较实在、生动，能够反映真实情况，所以很受好评。每次起草重要报告，都要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有一次我念完稿子，县委书记马汉卿流泪了，他叹口气说：“什么…煽阴风，点鬼火‟（当时我的档案中这样写的），明明是…煽阳风，点阳火‟嘛！”我从事新闻工作，真正的基础是那时打下的。那几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东西，除了写文件、报告，我还给省报、地区报写新闻稿，当然不能署自己的名字。即使这样，只要能够发表，也特别满足了。
记者：可是，很多人就在禁锢中把才气、精力都消磨掉了。
范敬宜：是这样。我幸运的是建昌县的领导一直用我，不断地让我写东西，一点没有另眼相看，所以实际上写作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长进了。有时一篇一万来字的讲话稿一个晚上就写完了。我就是这么磨炼出来的。
记者：这种练笔的方式对后来的报社工作有帮助吗？
范敬宜：当然有，至少让我了解了实际，了解了众，同时文风也有了很大改变。我1978年秋天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工作的时候，不少熟悉我的老同志都说我的文章和过去“判若两人”，过去文笔很花哨，现在不同了。
记者：听说您是1978年春天在建昌入党的，那时还没有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政策，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