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委领导下的甘肃地下党活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向甘肃境内先后派出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积极开展反对军阀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为甘肃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试图就中共陕西省委所属地下党组织在甘肃境内的活动作一概括性叙述。
  一、大革命时期，中共陕甘区委（陕西省委前身）派遣共产党员到甘肃从事革命活动
  1925 年冬，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甘肃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甘肃特支在兰州成立。在甘肃特支的领导下，陇原大地到处掀起大革命风暴。在此期间，来甘肃的共产党员积极宣传众、发展党的组织；协助国民党发展党务、团结国民党左派开办政治人员训练所；帮助藏族人民反对封建军阀的欺压；同国民党右派展开坚决的斗争，大大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1927 年 2 月“皖江会馆事件”后，国民党右派分子同反动军阀相勾结，加紧对共产党人的迫害。甘肃特支的工作被迫处于半停顿状态。
  为了加强党对陕甘等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1927 年 1 月，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区委的建议，决定成立党的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同年 2 月，中共陕甘区委正式成立。耿炳光任书记，李
子洲负责组织、魏野畴负责宣传、亢维恪任农委书记、陈家珍为军委书记。耿炳光在后来回忆陕甘区委的情况时说：“党中央决定成立党的陕甘区，分设陕西、甘肃两省委，先成立陕西省委，派我为陕甘区委书记兼陕西省委书记”，“我们到西安后建立了省委。”“陕甘区委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我们实际上做省委工作，有时用区委名义发表些东西”。可见，陕甘区委成立初期，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它的工作中心主要集中在陕西境内，没有也不可能集中主要力量在甘肃开展工作。1927 年 3 月 17 日陕甘区委制定的《陕甘区目前工作计划》中指出，由于得不到上级组织的指导，经济与人力缺乏，“陕西的工作如此，甘肃的工作更谈不到”，“我们的工作先集中于陕西渐渐甘肃”，与此同时，陕甘区委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指出“甘肃工作巳派一通讯员，在五月以前必须在兰州成立地方（组织）”。为此，陕甘区委与党在国民联军中的负责人刘伯坚取得了联系，并充分利用国共合作、冯玉祥支持北伐的有利时机，以国民党组织的名义派遣共产党员来到甘肃，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这一举动，使甘肃广大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受到极大的鼓舞。
  1927 年 3 月，共产党员胡廷珍、马凌山、王孝锡、保至善以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整理甘肃党务特派员的身份来到甘肃，针对“皖江会馆事件”后中共甘肃特支处于半停顿状态的实际情况，将甘肃特支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中共兰州特支，由胡廷珍任书记，王孝锡和马凌山分别
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兰州特支重振旗鼓，积极开展工作，整顿甘肃国民党党务，宣传三大政策，广泛建立众组织，引导广大妇女和进步青年冲破封建束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4 月初，胡廷珍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赴临夏（导河）视察，同当地共产党员李印平、杨松轩等取得了联系。在他的指导、帮助下，建立了中共导河特别支部。
  导河特支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给临夏各族众以极大的鼓舞。陕甘区委建立后，积极派人在平凉开展革命活动，不久成立了中共平凉特别支部，由吴天长任书记。兰州特支、导河特支和平凉特支均由中共陕甘区委直接领导。与此同时，中共陕甘区委还先后派遣姜炳生、贺鸿针、李克生等地下党员在平凉帮助特支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宣传鼓动众，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平凉特支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以国民党的名义继续维持《新陇民报》的编辑出版，秘密开展地下活动。这时的兰州特支和导河特支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镇压下遭到严重破坏，与党的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到 1928年底，党在兰州、平凉、临夏（导河）的组织全部遭到破坏，张一悟、胡廷珍等被通缉，王孝锡、保至善等一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党在甘肃的革命活动转入低潮。
  二、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的甘肃兵暴
甘肃省委组织部
  “八·七”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总方针。1927 年 7 月，根据中央对陕西党的工作指示，中共陕甘区委正式改组为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委成立后，制定了自 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1 月的《三个月组织工作计划大纲》，决定整顿甘肃工作，计划在 1928 年 1 月 3 1日前，“尽可能的（地）改平凉、兰州为县委，以备于第六次大会（即党的“六大”——引者注）时，将甘肃划归中央直接管辖，成立正式省委”。但是，这一计划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未能实现。陕西省委继续肩负起了领导甘肃境内革命斗争的任务。7 月下旬，陕西省委负责组织工作的李子洲同志去武汉，向党中央汇报陕西党的工作情况。当时，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处于的腥风血雨中，李子洲冒着生命危险，到了党组织并于 9 月上旬带着“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对陕西党的工作指示，辗转回到西安。9 月 26 日，陕西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李子洲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由李子洲等人起草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行动口号。这次会议继续推举耿炳光为省委书记，李子洲负责组织并兼任军委书记。
  为了开创党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新局面，点燃武装斗争的革命烽火，从 1930年春到 1931 年夏，奉陕西省委指派，刘志丹、谢子长、崔延儒、张东皎等一批共产党员分别打入驻甘肃、
宁夏的苏雨生、潭世麟、陈珪璋等地方军阀部队中，取得了排、连、营、团、旅长等合法军职，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同时，陕西省委还派出高维翰、李艮、焦维炽等负责同志，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对驻防在甘肃陇南、陇东、兰州、靖远等地部队党的组织进行了视察，并对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或改组，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组织和领导兵暴的要求。根据省委“积极发展士兵运动，加强党在军队中士兵基础”的指示，各部队中党的组织从基层入手，大量发展士兵党员，使士兵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各部队兵暴情绪不断高涨。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甘肃各地兵运工作的领导，针对部队中党组织远离陕西省委的实际情况，陕西省委先后于 1932 年秋和 1932 年 12 月建立了以刘杰三为书记的陇东特委及以回族党员吴鸿宾为书记的甘宁青特委。建立在平凉的陇东军特委，统一领导陇东各地国民党部队中的党组织，并负责对陇南地区驻军内党组织的联系和指导。建立在兰州的甘宁青特委负责对甘、宁、青各驻军内党组织的领导并负责开展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民）地区党的工作。中共甘宁青特委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甘肃人民的革命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陕西省委对特委的任务作了明确的指示，即建立和发展党在甘宁青特别是甘肃地区的组织，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在适当的时机组织士兵武装，逐步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1932 年 4 月，习仲勋、刘林圃、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同志组织原国民党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的 3 个连 200 多名官兵，在两当县城举行武装起义；同年 5 月，谢子长、焦维炽等同志策划领导了两次靖远兵暴；7 月，杨林、高鹏飞等发动了西华池兵暴；8 月，卢松轩、赵丕烈等组织策划了定西巉口兵暴；10 月，李艮、李华锋发动了蒿店兵暴。除此而外，中共陕西省委所属地下党组织还策划、发动了凤翔路口兵暴、天水兵暴、碧口兵暴、兰州水北门兵暴等武装。1933 年 3 月，甘宁青特委派王儒林以“绥靖公署招募专员”的合法身份会同李慕愚、吕振华、史悟亭等人，在靖远组织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西北抗日义勇军公开发动众，宣传抗日救国，队伍不断壮大。4 月下旬在皋兰县红砂岘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三面围剿，西北抗日义勇军失败了。上述 10 多次兵暴及西北抗日义勇军，尽管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在甘肃的统治，在广大人民众中造成了广泛深刻的革命影响，为后来甘肃革命形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兵暴广泛的影响及重大历史意义是与陕西省委的全力组织领导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的安危得失与它在甘肃的党组织及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成败紧密相连。1933 年 7 月 28 日，中共陕西省委党组织遭破坏，省委书记袁岳栎及省委成员杜衡等被捕。杜衡叛变后供出了陕甘党的各级组织及领导人。甘肃国民
党当局得到陕西方面密电后，大肆逮捕镇压在甘的共产党员。1933年 8 月，甘宁青特委被敌人破坏。从此，党在甘肃特别是在兰州地区的活动再次转入低潮。
  三、中共陕西省委所属陇南临时工委的建立及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建立，甘肃的革命形势开始有所转机。1937 年 7 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陇东特委在庆阳成立。1937 年 10 月，根据中央决定，在谢觉哉的具体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在兰州正式成立。陇东特委和甘工委成立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陇南与陕西毗邻。为了加强党在陇南地区的领导，中央决定由中共陕西省委在陇南地区开辟党的地下工作。
  1938 年 6 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的上述决定，经林伯渠同志推荐，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三原联络站站长董振国（后改名董邦，天水关子镇人），赴天水开展党的工作，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临行前，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和组织部长张德生分别董振国谈话，指示他的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并确定了联络办法。董振国经宝鸡、张家川到天水后，与随校迁移到天水的国立五中学生党员刘桂增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在该校
学生中发展孙耕夫、张德祥、贾荣陶入党。后又发展耿盂夫、檀敬伸及天水生活书店经理薛天鹏入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天水党支部，董振国任书记，刘桂增、孙耕夫为委员。1938 年 11 月，中共陕西省委通知董振国在机关所在地云阳镇参加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董振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带孙耕夫、贾荣陶、方欣甫三同志去安吴青训班学习。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董振国从会议精神中进一步懂得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重要性，明确了开展地下工作的方向。会议结束后，省委常委欧阳钦（杨青）代表省委向董振国、孙耕夫、方欣甫、贾荣陶传达了省委关于成立天水地委的决定。之后，方欣甫留在陕西省委工作，董振国、孙耕夫、贾荣陶三人返回天水。当时正值甘工委副书记罗云鹏也到了天水。罗得知董振国是陕西省委派来的以后，便将甘工委在天水的党员宋肃如的关系移交给董振国。罗云鹏同志的妻子樊桂英还应董振国之邀给国立五中的两个女党员谈了一次话。1939 年 2 月，董振国在天水关子镇召集刘桂增、孙耕夫、贾荣陶、宋肃如、薛天鹏等同志开会。会议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陕西省委关于成立天水地委的决定。经讨论，认为由于党员人数少（当时仅有9 名党员），成立地委的条件尚不具备。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陇南临时工作委员会，由董振国任书记，张德祥任组织委员，孙耕夫任宣传委员，薛天鹏任统战兼青运委员，刘桂增任职工委员，贾荣陶任青年委员，宋肃如任工委委员。
  陇南临时工委建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甘谷县委、国立五中支部、国立五中甘谷分校支部，党员发展到 34 人。根据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精神，临时工委初步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1939 年 6 月，工委委员张德祥、孙耕夫、刘桂增被调往陕北公学受训，工委统战委员薛天鹏在天水遭捕。董振国决定，为了避免组织的进一步暴露，暂缓发展党员，停止在众中开展活动。同年 9 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取消地委一级组织，陇南临时工委即行结束。陇南临时工委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的建立却开辟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陇南地区革命工作的新局面，推动了陇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广大人民众中造成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为以后党在天水、甘谷一带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中共陕西省工委兰州直属支部及工作站的建立与活动
  1948 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完成春季攻势作战、收复延安的基础上，进行了三次渭北攻势作战，进一步削弱并钳制了胡宗南集团，进入了西北战场的战略进攻阶段，大西北的解放指日可待。为了配合西北野战军解放兰州，进军大西北，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工委确定各级地下党组织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要求加强情报搜集工作，为解放和接管城市做准备。
  根据上述精神，1948 年 9 月，中共陕西省工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决定直接派共产党员崔扬等赴兰州开展地下工作，建立一个直属于陕西省工委的党组织及情报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发展地下党员、团员，建立党的地下组织，打入敌军要害部门，搜集敌人在西北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大西北做准备。崔扬赴兰前夕，在省工委所在地马栏学习了时局和当前任务及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省工委书记赵伯平、保安处长薛克明、城工委负责人江平等多次同崔扬谈话，向其布置了打入敌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即驻兰州的西北后勤总部）、搜集敌人在西北地区军事力量、军事部署、作战计划、后勤供应等方面军事情报的任务。省工委负责同志陈元方向崔扬布置了在国统区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的组织、在各条战线上广泛开展对敌斗争的任务。9 月底，崔扬到兰州后，与西北大学时的同学李振基取得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