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1]。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为了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一直在探索各种形式的警务品牌建设。除“枫桥经验”“漳州110”等颇有名气的警务品牌被广泛借鉴外，新时代涌现出的诸如山东十大“规范警务”品牌、宁夏“塞上枫桥”警务品牌、青海“民生警务”品牌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警务工作现代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在准确把握警务品牌对基层社会治理重要作用的同时，必须认识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才是品牌建设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活动的社会系统具体分为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警务品牌建设这一文化生产活动从属于精神范畴。从品牌设计和培育的角度来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人才支持和物质保障，难以形成有效的品牌文化；从品牌实施和推广的角度来说，警务品牌落地生根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以及人民众的配合支持。
宁波市优越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条件都为开展警务品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地方公安机关根据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建设了许
【基金项目】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首都警务品牌传播研究——基于枫桥经验品牌建设的启示”（CCSS2
020ZSS07）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雪婷（1997-），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安管理与公安政治工作；李衡（1997-），男，河南南
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安管理。
警务品牌建设：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浙江宁波的实践与启示
李雪婷，李
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摘要】宁波市公安机关在警务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诸多创新，打造出以“老潘警调中心”“胡朝霞党代表工作室”“晓祥警民驿站”“文涛反诈工作室”等为代表的特警务品牌，有效提升了人民众的安全感满意
度。以品牌内化理论为切入点，概括提炼其在品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在组织层面主要表现为全局性的战略眼光、专业化的推广方式；在个体层面主要表现为情感关注度和符号激发力。最后从注重经验提炼、突出区域特、引入时代元素、加强典型引领、提升传播效应五个方面，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带来启示。
【关键词】警务品牌；品牌内化；基层治理；经验启示【doi 】10.3969/j.issn.1672-1195.2021.02.004【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95（2021）02-030-（06）
2021年4月新疆警察学院学报
Apr.2021Vol.41NO.2
第41卷第2期Journal of Xinjiang Police College 【公安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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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独具特的警务品牌：如鄞州“老潘警调中心”、
北仑“胡朝霞党代表工作室”、江北“晓祥警民驿
站”、海曙“文涛反诈工作室”、慈溪“上林讲团”等，
这些警务品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
当中来，有效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创新了警务模
式，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品牌内化理论
为切入点，探索宁波公安警务品牌建设的理论和制
度创新及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便是本文要讨
论的主要问题。
二、宁波警务品牌建设的典范样本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众漳州人才网招聘信息
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充分发动众、组织众、依
靠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中国[2]。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打通
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宁波公安深入推进警务品
牌建设，探索“警格+网格”双网融合的精细化治理
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打造出以“老潘
警调中心”为代表的矛盾纠纷调解天团，以“胡朝霞
党代表工作室”为代表的朝霞妈妈公益团队，以“晓
祥警民驿站”为代表的便民利民服务驿站，以“文涛
反诈工作室”为代表的防诈发展宣传团队等一系列
可复制、可借鉴的典范样本。
（一）鄞州“老潘警调中心”
调解是中国自古就存在的一种纠纷解决方
式，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在
现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3]。作为宁波公安调处矛盾
纠纷的一张金名片，“老潘警调中心”的前身是成立
于2013年的“老潘工作室”，“老潘”（潘明杰）在十几
年的物业经理生涯中积累了与各类人打交道的丰
富经验，后成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派出所的专
职调解员，工作室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数据显
示，“老潘警调中心”年均调处纠纷警情5000余起，
成功率超过98%，并且无投诉、零反弹。近年来，该
工作室被中央政法委、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推
选为“枫桥经验”创新发展典型。其主要特如下：
一是拥有专业的调解人员。“老潘警调中心”组建了一支“专业+兼职”的调解队伍。一方面，通过对内选拔、公开招聘等方式，组建起一个由15名优秀调解员组成的警调专家人才库。另一方面，积极整合司法、环保、卫生、劳动等政府资源和律师事务所、协会组织、企业等社会资源，形成兼职人才库，全方位参与疑难纠纷案件的调解援助。此外，老潘还无偿传授自己多年的调解经验，培养出许多“小潘”，使“老潘警调中心”成为调解品牌的“旗舰店”，并有158个警调中心作为“加盟店”分布于全市各派出所。
二是拥有规范的调解流程。“老潘警调中心”本着“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宗旨，通过受公安机关委托或当事人申请等方式，受理调解民事类或治安类的矛盾纠纷。若调解成功，则制作调解协议书，用于归档和回访；若调解不成功，民事类矛盾纠纷则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或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治安类的矛盾纠纷经过二次调解仍不成功时，则依法处理或向法院起诉。在规范调解流程的指导下，调解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法与情”解决矛盾纠纷。
三是拥有为民服务的态度。为了最大限度的方便人民众，“老潘警调中心”还开展公安信访代办帮办工作，由潘明杰担任信访代办员，民警茅益民担任信访帮办员。信访众提出信访事项后，警调中心工作人员本着合法性、便利性、公益性和高效性的原则，代为全程办理或带领申请人到相关部门办理。这一做法既减轻了公安机关的工作压力，也契合了民生期待。
（二）北仑“胡朝霞党代表工作室”
“胡朝霞党代表工作室”由北仑公安分局与海棠社区联合打造，是警民联合共创和谐社区的典范。为了充分利用红资源，凝聚红力量，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基于所辖社区离退休党员和知识分子较多的现实基础，2015年，胡朝霞成立了以其个人名字命名的党代表工作室，工作室以“为爱奔跑”为主题，通过一个先锋带动一支队伍。“胡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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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党代表工作室”具有以下突出做法：
一是积极听民声、谋民利。一方面，“胡朝霞党代表工作室”成立了一支由七人组成的值班团队，包括街道党支部书记、社区主任、法官、民警、志愿组织负责人、幼儿园园长等，轮流在工作室开展接待工作，听取基层党员众的意见建议，加强沟通交流，做好宣传引导。另一方面，团队成员积极走访，面向基层党员众开展走访、宣讲、收集民意等活动，近距离联系和服务众，积极发挥“知党情、听民声、谋发展、促和谐”的作用。
二是积极献爱心，解民忧。一方面，设立朝霞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山区贫困学生，列入慈善总会管理，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另一方面，成立朝霞妈妈热线服务团队，下设公安、社工、律师、心理、医疗五个服务团队，由专业人士负责，分别负责调处社会矛盾、提供心理辅导、关注妇幼健康、开展家庭帮扶、提供法律帮助等工作。
三是积极做宣传，促发展。为讲好品牌故事，胡朝霞工作室打造了先进事迹展示区，供社会各界人士参观学习，胡朝霞精神的影响范围由此不断向外拓展。同时，在胡朝霞精神的影响和带领下，更多爱心团队和公益项目被辐射带动。
（三）江北“晓祥警民驿站”
“晓祥警民驿站”是江北公安以慈城新城警务室为基础打造的便民驿站，由吴晓祥警官负责具体运营。工作室之所以取名为“驿站”，便是想突出服务性，打通服务众的最后一公里，打造家门口的“微型派出所”。“晓祥警民驿站”具有以下典型特：
一是科技惠民。在警民交流方面，驿站内打造警务体验区，装备有警用装备、消防设施、设备、标识等，并有多功能互动体验区和VR虚拟场景互动设备，可实现消防、反诈、宣传等功能体验；在纠纷调解方面，全国首个试点使用司法调解云平台“阿拉调解”APP，通过运用现代通信科技，针对复杂问题进行远程咨询，为人们提供更加专业的法律服务。
二是服务惠民。为方便人民众，驿站制定了七大类“警官帮办”事项清单，为众提供警务事项、政务事项、法律事项等方面的帮办服务，实现让众办事少跑腿、零跑腿的目标。
三是安全惠民。为方便人民众随时报警求助，晓祥警民驿站在辖区各学校、医院、商业区等人员密集
场所设置了八个警务联系点，实时受理众的服务需求。此外，驿站工作人员还定期进行安全知识宣传、信息咨询等活动，在增强辖区众的安全意识的同时，也巩固了辖区警民关系，从而有利于公安机关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海曙“文涛反诈工作室”
宁波市海曙区是案多发地，大学生更容易成为兼职刷单、冒充客服、网络贷款等的主要受害体。为了让校园反诈工作能够持续深入，全面降低校园网电发案率，同时发挥老师和学生团队力量，将反诈宣传推向社区、推向广大普通老百姓，2019年，高桥派出所与宁波财经学院联合创办了“文涛反诈工作室”，以指导民警潘文涛和指导教师金文涛的姓名共同命名。该工作室最大的创新便是警校联动，具有以下典型特：
一是民警教师共同指导。“文涛反诈工作室”性质类似于学生社团，设会长和副会长各一名，均由宁波财经学院的学生担任，民警潘文涛和教师金文涛共同指导其工作。工作室下设办公室、宣传部、外联部等六个部门和一支小教员队伍，在民警和老师的指导下具体负责开展工作室各项宣传和教育活动。社团成员随着学生升学不断进行更替，确保队伍生生不息。
二是派出所支持学校打造“无诈校园”。派出所定期组织民警走进校园，通过反诈知识讲解、情景模拟等方式，为高校开展校园反诈知识宣传和教育工作提供专业帮助，提高大学生规避各类风险的能力，加强
自我保护意识，有效降低了校园内类案件发案率，推进了无诈校园、平安校园的建设。
三是学校配合派出所构建“无诈社会”。“文涛反诈工作室”的学生利用周末、节假日深入周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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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厂进行反诈知识宣传，提醒众增强防范意识，推动“无诈校园”向“无诈社会”拓展。通过警校联动，将反诈防诈宣传教育这一活动以品牌形式固定下来，依托教师学生体向社会公众宣传反诈知识，并以此撬动全社会齐抓共管意识，发动各类社会资源，有利于推动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
三、宁波警务品牌建设的创新与经验总结
警务品牌建设属于典型的服务品牌，更加注重品牌内部的激励和驱动作用。从宁波市的警务品牌建设过程中，出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方向和路径，需要以品牌内化理论为出发点，探索其在驱动组织创新、激发个体热情两方面的经验。白长虹、邱伟（2008）提出，从组织和员工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品牌内化理论划分为组织品牌内化和个体品牌内化两种类型，对宁波警务品牌建设的经验需要从上述两个角度分别论述[4]。
（一）组织品牌内化
从组织的层面上说，品牌建设要超越宣传的功能，实现对组织的驱动作用，重点是要实现“整个组织定位品牌的过程”。宁波警务品牌建设实现对组织的激励和驱动，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宏观上具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品牌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品牌建设主体做好长期规划，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宁波公安的警务品牌培育在高瞻远瞩的同时又脚踏实地，做到了三个立足，使其具有长远的发展前景。一是立足于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①，以“老潘警调中心”为例，为民服务的出发点、专业的调解队伍、规范的调解流程、先进的调解手段都充分体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二是立足于公安机关的职责使命，宁波公安警务品牌培育的每项工作都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有利于保障人民安宁，进而维护社会和国家安全。三是立足于公安改革的任务目标。宁波公安的警务品牌培育，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减少了公安机关的非警务活动，提高警务工作效率，符合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要求。
微观上坚持专业化的推广方式。警务品牌的价值需要不断宣传推广，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首先，宁波的警务品牌建设重视人才和科技的投入，具有专业水准，使品牌本身就具有价值性。在人才方面，如“老潘警调中心”拥有一支“专业+兼职”的调解队伍，“胡朝霞党代表工作室”拥有一个由各行各业的各级党代表组成的值班团队；在技术方面，如“晓祥警民驿站”配备的“阿拉调解”APP、警务体验装备等。其次，宁波警务品牌的建设重视有效的宣传和推广。如胡朝霞党代表工作室吸引了浙江省乃至全国各地的科研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参观调研，其经验也被广泛交流学习；“文涛反诈工作室”充分利用了
高校青年体在自媒体平台的宣传优势，打响了知名度。
（二）个体品牌内化
从个体层面来说，品牌实质上是对员工的一种沟通行为，实现服务品牌对员工的激励作用，要确保员工接纳、理解品牌符号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宁波警务品牌建设离不开全体民辅警的参与和贡献，其对民辅警的内化作用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发挥出来：
情感关注度。蒙培元称：“人是情感的存在。”宁波警务品牌建设的共同点就是重视对民辅警的精神激励，其宣传的成功案例大都是以发起人的名字命名的，具有重要的激励和引领作用。对个体情感的关注能够显著增强主观幸福感，获得更强的心流体验，优化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提高民辅警对公安机关的认同感。
符号激发力。符号决定着事物外观标识的鲜明程度，符号的设计决定着是否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宁波警务品牌所设计的外观标识具有强烈的业务关联性，以“老潘警调中心”为例，整体上选取
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以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点内容，加快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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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白相间的警用调，以“牵手”为核心元素，配以麦穗、拼音等周边，给众以心灵温暖，给民辅警以体认同，由此激发工作动力和活力。
四、宁波警务品牌建设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宁波市警务品牌建设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实践，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注重经验提炼
对治理经验进行固化提炼和品牌建设，是推动社会治理标准化的典型做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安机关不断推陈出新，在实践中总结探索出诸多典型的经验和做法，但形成的品牌却屈指可数。宁波公安在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打造出较多有价值的警务品牌，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人民众的安全感满意度有提升作用，对于行业的经验提炼具有示范作用。我国其他地区的警务发展和社会治理，也可以借鉴宁波公安的经验，从品牌设计、品牌培育、品牌实施、品牌推广等环节入手，将治理方法、理念以品牌的形式固化下来，并结合地方的社情民情，不断推陈出新，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形成各自独特的治理品牌[5]。
（二）加强典型引领
一个榜样就是一面旗帜，典型榜样具有很强的导向和示范作用，通过培育典型，把蕴藏在典型中的新风正气弘扬光大，有利于使个体的积极因素转化为倍增的酵母效应，激励和带动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争做先进典型[6]。宁波公安的警务品牌建设，大都冠以民警、辅警甚至普通众的个人姓名，具有重大的引导意义：对于被冠名的民辅警或普通众个人来说，形成品牌是对其工作能力的充分肯定，能够激励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努力探索创新，取得更大的成就；对公安机关来说，品牌建设能起到示范效应，有利于带动全体民
辅警学习先进典型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将先进典型的工作经验和方法以品牌的形式固化下来，有利于进一步拉近警民关系，增强民众的安全感满意度，也使他们从先进典型的事迹中得到熏陶。因此，以先进典型打造治理品牌，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创新，有利于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共同参与、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良性互动、相互赋权、彼此增能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这也是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与战略重构的基本趋向。
（三）融入时代元素
品牌建设既要对过去的先进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又要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增添新的元素，赋予其新的内涵，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创新。在宁波公安的警务品牌建设中，“老潘警调中心”致力于为众解
决各类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是对民生和民意等元素的把握；“胡朝霞党代表工作室”着眼于公益事业，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将新时代红元素融入警务品牌之中；“晓祥警民驿站”则重视对警务技术的运用，将科技因素引入到警务工作中，助力警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文涛反诈工作室”则致力于解决电信案件多发的社会问题，通过警校联动，让教师和学生体参与到警务工作中，推动“无诈校园”向“无诈社会”拓展。因此，基层社会治理要注重对时代元素的把握和运用，要以当地社情人情为基础，并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科技应用于社会治理，同时发挥专门人才的作用，促进基层治理的专业化、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四）提升传播效应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个有价值的警务品牌，要在品牌固化的基础上，通过宣传和推广，强化并提升其传播效应，带动同一地区乃至全国相似警务品牌的成型和完善，并及时形成品牌矩阵，进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高效化。宁波公安的警务品牌建设将优秀的警务品牌打造成“连锁品牌”，进而打造出许多“加盟店”，不断扩大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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