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收入分配、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
对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力市场
理论的一个反思
陈利锋
家庭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收入分配对于产出、消费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偏好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表明，资本家消费的增加以牺牲工人的消费为代价；而整体冲击与货币政策冲击
下产出的动态反应路径显示出未包含收入分配的模型夸大了外生冲击对于产出的效应。更重要的，基于
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看出在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中引入收入分配的作用包括：改
变了偏好冲击下失业的构成；改变了技术冲击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路径；对于货币政策效应的评价更
为精确。因而，收入分配并非如已有的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力市场理论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无关紧要。
关键词：收入分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338（2015）04－0042－10
作者简介：陈利锋，男，经济学博士，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货币与金融
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DOI:10.14154/jki.qss.2015.04.007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近十年来，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力市场理论以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New Keynesi-a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即NK－DSGE）为思路进行建模，从而实现了由微观主体的优化行为到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顺利转换，这也使得NK－DSGE模型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标准范式。然而，已有的NK－DSGE模型在建模过程中均忽略了收入分配或收入来源的差异性，进而设定资本家家庭与工人家庭均供给劳动力并参与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活动［1］。在这一模型框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镇间真实差距与我国城镇化研究”（13BJL05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波动研究———基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视角”（GD14XYJ02）的部分研究成果。
24
内，工资的调整对于劳动力和就业不存在显著的直接作用［2］；并且由于代表性家庭将各种来源的收入混合在一起，进而低工资或者低利润不会影响家庭成员的消费，换言之总需求独立于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收入分配对于总需求乃至宏观经济波动而言是无关紧要的［3］。显然，基于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这一设定难以令人信服。那么，收入分配是否如已有研究所言的那样无关紧要呢？
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家家庭和工人家庭的内含收入分配的NK－DSGE模型，并基于这一模型考察收入分配对于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以及货币政策分析的影响。
事实上，近期的相关研究也采用与本文类似的方法将模型经济中的家庭依据收入的来源将其划分为工人家庭和资本家家庭，并基于此考察工资和就业问题［4］。这些研究尽管已经涉及收入分配问题，但仍存在四个方面可以改进的地方：第一，模型中不存在物质资本的积累。显然，这与现实是不符的，资本家在金融市场的活动不仅包含购买政府债券，还应该包含物质资本的积累，这也是已有研究中经常提及的资本主义精神［5］。同样，这一设定也无法反映工人家庭与资本家家庭在金融市场参与程度上的差
异，而金融市场参与程度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外生冲击的传导路径；第二，模型未能较好地刻画劳动力市场要素的流动。显然，这也与现实不符。更重要的，劳动力的流动引起了就业和失业的变化，进而对于整体经济的波动具有重要影响［6］。因而，忽略劳动力的流动使得所建立的模型既无法较好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情况，也无法有效地捕捉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特征；第三，模型中未包含失业。失业源于劳动力市场无法出清，且失业者是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构成部分。更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明确指出失业大军的存在构成了就业者的潜在压力，进而使得就业者为了规避失业而愿意接受较低的实际工资。因此，已有的研究均认为未包含失业的NK－DSGE模型可能存在模型设定的偏误，进而导致其研究结论的偏误［7］－［9］；第四，已有的相关研究仅仅考虑了产品市场的名义价格刚性，而现实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名义工资刚性是劳动力市场摩擦并导致失业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的内含收入分配的模型则加入资本家家庭的物质资本投资行为、劳动力市场流动、名义工资刚性和失业。
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做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将资本家和工人的异质性引入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从而构建了一个工人家庭供给劳动力、资本家家庭供给物质资本和作为生产企业所有者的内含收入分配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资本家家庭和工人家庭具有不同的收入来源；第二，基于内含收入分配的模型与未包含收入分配模型的对比，揭示了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力市场理论掩盖剥削的事实。
二、模型设定
本部分建立一个包含家庭、企业和货币政策当局的内含收入分配的NK－DSGE模型。家庭依据其收入来源分为资本家家庭和工人家庭，资本家家庭可以参与金融市场，进而可以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和进行物质资本投资等方式实现终生消费的平滑化。资本家家庭不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力，其效用由消费决定。资本家是企业的所有者，因而可以获得企业转移的利润。工人家庭则无法参与金融市场，因而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是其收入的唯一来源。企业包括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和中间产品生产企业。中间产品生产企业雇佣工人家庭的劳动并租赁资本家家庭的物质资本，通过一定的生产技术生产出同质性的中间投入产品；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购买中间产品生产企业提供的中间投入品，并采用一定的技术生产出具有一定差异的最终产品，通过将其生产的产品出售给工人家庭和资本家家庭以用于消费而获得利润。不过，由于产品具有一定的差异，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在产品的定价上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进而可以通过调整价格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而其获得的（垄断）利润则转移给企业的所有者即资本家家庭。具体的，两类家庭的差异总结为表1。
34
表1资本家家庭和工人家庭的差异
金融市场物质资本收入来源企业劳动力供给资本家参与有债券收益、租金、垄断利润所有者无
工人不参与无工资非所有者有
（一）资本家家庭的优化问题
代表性资本家家庭的目标为最大化如下效用函数：
E
t ∑ɕt=0βt
1
1－σ
c
（C c
t
）1－σ
[]c
其中：C c t为资本家家庭的消费；β为贴现因子；σc为资本家的风险规避系数。资本家家庭的支出包括：消费支出、投资支出以及在金融市场购买政府债券（B t）的支出；而其收入则包括：租赁物质资本获得的租金、债券收益、企业转移的利润（Пt）和其他收入（O t）。因此，资本家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P
t （C c
t
+I
t
）+Ｒ－1
t
B
t
≤P tＲk t K t+B t－1+Пt+O t
其中：Ｒt和Ｒk t分别为名义利率和物质资本实际租金率；I t和K t分别为投资和物质资本。具体的，物资资本动态积累方程满足［10］：
K
t+1=（1－δ
k
）K
t
+K
t
Ф
I
t
K
()t（1）
其中：δk为物质资本折旧率；Ф（．）为物质资本调整成本，且Ф（δk）=δk；Ф'（δk）=1；Фᵡ（δk）=－δ－1k［11］。资本家家庭的优化问题为在预算约束与方程（1）下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对应的最优条件为：
βＲt E tΛ
t，t+1
p
t p t
{}+1=1（2）
Q
t =βE
t
Λt，t+1Ｒk t+1+Q t+1Ф（
I
t+1
K
t+1
）+（1－δ
k
）－
I
t+1
K
t+1
Ф'（
I
t+1
K
t+1
()
[]
{}）（3）
其中：Λt，t+k=（C c t+k/C c t）－σc为与消费有关的累积贴现因子；Q t=［Ф（．）］－1为托宾（Tobin）的“Q”。式（2）为消费的欧拉方程，其表明在效用最大化条件下资本家家庭无法通过调整消费进一步提高效用；式（3）为最优投资决策条件，决定了资本家家庭的最优投资。
（二）工人家庭的优化问题
代表性工人家庭向劳动力市场供给劳动力，与已有的研究类似，其效用函数关于消费和就业加性可分［12］。具体的，代表性工人家庭的优化问题为最大化如下效用函数：
E
t ∑ɕt=0βt
1
1－σ
w
（C w
t
）1－σw－exp（εl
t
）1
1+η
N1+η[]t
其中：C w t和N t分别为工人家庭的消费和就业；σw为工人的风险规避系数；η为弗里希（Frisch）劳动厌恶系数；εl t为偏好冲击且服从平稳的AＲ（1）过程：εl t=ρlεl t－1+e l t，ρl为偏好冲击的持续性，e l t 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σl的白噪声过程。尽管一些研究认为偏好冲击对于美国经济周期性波动而言不存在显著性影响［13］，但由于这一冲击可以反映工人家庭就业意愿的变化，所以本文仍保留这一外生冲击。
工人家庭的收入为工资收入，而对应的支出为消费支出。因此，工人家庭的约束为：
P
t C w
t
≤W t N t（4）
（三）劳动力市场
定义N t与U t分别为工人家庭（也是模型经济）的就业和失业，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劳动力供给标准化为1，那么：U t=1－N t。任意时期工人家庭的总就业满足：
44
N
t =（1－δ）N
t－1
+H
t
（5）
其中：H t为新雇佣的工人；δ为离职率。定义J t为失去工作但仍在寻工作的工人或下岗工人的数量，显然，其动态方程为：
J t =1－（1－δ）N
t－1
（6）
定义X t为失业的工人到工作的概率，在相关研究中，X t定义为新雇佣的工人H t与下岗工人在数量上的比值［14］，即：X t=H t/J t。
（四）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与中间产品生产企业
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购买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产品（Z it），并采用一对一（One－to－One）技术将其加总为最终产品（Y it），即：Y it=Z it。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差异，进而使得其在产品的定价上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定义θp为名义价格刚性，P*t为最优价格水平，那么最终产品价格调整方式为［15］：
P
t
（1－θ
p
）（P*
t
）1－（1/εp）+θ
p
P1－（1/εp）
t
[]
－1
εp/（εp－1）（7）
其中：εp为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目标为通过价格调整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那么，决定价格调整与否的一阶条件为：
E
t
∑ɕk=0βkΛt，t+k Y t+k\t（
P*
t
P
t+k
－M p MC
t+k\t
[]）=0（8）
其中：M p=εp/（εp－1）为稳态价格加成；Y t+k\t和MC t+k\t分别为价格保持不变条件下的产出和实际边际成本。由于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来源于投入的中间产品，因而中间产品的价格（P z t）构成了其生产的边际成本，即：MC t=P z t/P t。
中间产品生产企业雇佣工人家庭提供的劳动力和租赁资本家家庭的物质资本，并采用如下技术进行生产：
Z
jt =Kα
jt－1
exp（εa
t
）
N
[]
jt
1－α（9）
其中：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中间产品生产企业选择最优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以最大化如下企业价值函数：
J（N
jt ，K
jt－1
）=
P z
t
P
t
Z
jt
－
W
jt
P
t
N
jt
－Ｒk
t
K
jt－1
－G
t
H
jt
+E
t
Λt，t+1J（N jt+1，K jt）
其中：G t=exp（εa t）Xφt为雇佣成本，εa t为技术冲击，且满足：εa t=ρaεa t－1+e a t，ρa为技术冲击的持续性，e a t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σa的白噪声过程；参数φ度量了雇佣成本对到工作的概率的反应程度。已有研究均认为企业雇佣工人需要支付雇佣成本，如招聘成本、培训成本等［16］。显然，最优物质资本租赁条件为：Ｒk t=α（P z t/P t）（Z jt/K jt－1）。定义MＲPN F jt=（1－α）（P z t/P t）（Z jt/N jt）为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那么最优雇佣条件满足：
MＲPN
jt =
W
jt
P
t
+G
t
－（1－δ）E
t
Λt，t+1G t+1（10）
（五）工资的决定
与价格的调整方式类似，工资的调整依据交错方式进行［17］。定义θw为名义工资刚性，W*t为最优工资设定，εw为不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那么工资的调整满足：
W
t =［θ
w
（W
t－1
）1－（1/εw）+（1－θ
w
）（W*
t
）1－（1/εw）］εw/（1－εw）
基于以上设定，企业与工人家庭需要确定的工资为最优工资水平W*t。定义V w t+k\t为在时期t设定的工资水平下t+k期的就业价值，V u t为失业的价值。就业的价值包括：（1）工资收入；（2）未来离职后获得的价值。而离职后获得的价值包括：（1）重新到工作且工资未做调整时获得的价值；（2）重新到工作但工资已经调整时获得的就业价值；（3）离职后失业获得的失业价值。具体的，就业价值为：
54
V w t\t =
W*
t
P
t
－MＲS
t
+E
t
Λt，t+1｛（1－δ+δX t+1）［（1－θw）V w t+1\t+1+θw V w t+1\t］+δ（1－X t+1）V u t+1｝（11）
上式中：MＲS t=exp（εl t）（C w t）σw Nηt为就业与消费（闲暇）的边际替代率；1－δ+δX t+1为未来未离职和离职后重新到工作的概率；（1－θw）V w t+1\t+1+θw V w t+1\t为对应于工资调整与工资未做调整情形下就业的价值；δ（1－X t+1）为未来离职后失业的概率。对应的失业的价值包括：（1）未来到工作且工资未做调整时获得的就业价值；（2）未来到工作但工资已经调整时获得的就业价值；（3）未来继续失业的价值。具体的，失业的价值为：
V u t =E
t
Λt，t+1｛X t+1［（1－θw）V w t+1\t+1+θw V w t+1\t］+（1－X t+1）V u t+1｝（12）
定义就业剩余S w t=V w t\t－V u t为工人的就业剩余，S e t为企业雇佣劳动力所获得的剩余（简称企业剩余），企业剩余为企业雇佣工人创造的价值和成本之差，而企业雇佣工人获得的价值主要包括：（1）边际产品价值；（2）未来就业创造的企业价值。企业雇佣工人的成本则为实际工资。因此，企业剩余满足：
S e t =MＲPN
t
－
W*
t
P
t
+（1－δ）E
t
Λt，t+1［（1－θw）S e t+1\t+1+θw S e t+1\t］（13）
企业雇佣工人需要支付雇佣成本，因而对于企业而言，其公布（Post）岗位空缺（Vacancy）的条件为雇佣工人所带来的剩余至少与雇佣成本相等，即： G t=S e t\t。基于以上设定，决定工资是否调整的Nash议价问题为最大化如下方程：
（S w
t\t ）1－ （S e
t\t
）
参数 度量了批发企业的议价能力。对应的一阶条件为： S w t\t=（1－ ）S e t\t。
定义Ωt+k\t= MＲS t+k\t+（1－ ）MＲPN t+k\t结合式（11）（12）（13）可得最优工资设定条件为：
E
t
∑ɕk=0（（1－δ）θw）kΛt，t+k（
W*
t
P
t+k
－Ω
t+k\t
{}）=0（14）
（六）加总、市场均衡与货币政策
经济中的总产出Y t为最终产品Y jt的Dixit－Stiglitz函数，即：
Y t =∫01（Y jt）1－εp []dj1/（1－εp）
当经济达到均衡时，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即：
Y t =C c
t
+C w
t
+I
t
+G
t
H
t
（15）
与已有研究类似，本文设定货币政策当局执行如下Taylor规则［18］：
lnＲ
t =lnＲ+r
y
（ln Y
t
－ln Y）+r
p
（ln P
t
－ln P
t－1
青海人才市场网）+εr
t
（16）
其中：r y和r p分别为利率对产出缺口与通胀的反应系数；εr t为货币政策的外生成分或货币政策冲击，且满足：εr t=ρrεr t－1+e r t，ρr为货币政策冲击的持续性，e r t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σr的白噪声过程。
三、模型的校准与动态分析
定义任意变量^m t=ln M t－ln M为任意模型变量M t对其稳态M的对数偏离，基于这一原则可以对内含收入分配的NK－DSGE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显然，对数线性化之后的模型包括：物质资本（^k t）、投资（^i t）、资本家消费（^c c t）、工人消费（^c w t）、通胀（πt+1）、名义利率（^r t）、Tobin的Q（^q t）、实际租金率（^r k t）、实际工资（^ωt）、就业（^n t）、新雇佣的数量（^h t）、下岗的数量（^j t）、失业（^u t）、到工作的概率（^x t）、雇佣成本（^g t）、产出（^y t）、边际成本（m^c t）、边际替代率（m^rs t）、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
（m^rpn
t ）等19个内生变量以及偏好冲击εl
t
）、技术冲击（εa
t
）、货币政策冲击（εr
t
）等3个外生冲击共计
22个差分方程构成的带预期的差分动力系统。高阶动力系统难以获得显式解，因而往往采用数值模拟法获得外生冲击下模型变量的动态反应路径。基于这一思路，本文采用相关研究使用的参数取值对内含收入分配的模型进行校准［19］。具体的，参数的校准值见表2。
64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