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国考
—— 往事追忆录之二十三
朱学东 11月25日 10:16
一年高过一年。
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国考往事。
1994年，我正努力摆脱僻居北京大兴黄村的孤独与封闭，想真正到北京工作，而不是空负其名——彼时的大兴黄村，虽名为北京卫星城，却只有两趟公交车往返，其中一趟晚6点即已停开，与外界的联系和精神生活更是缺乏，简直就像是首都的南伯利亚。
也就是那一年，经我一位同学介绍，我从北京印刷学院被借调到了它的上级机关新闻出版署工作。印刷学院就有好几位借调后最后成为新闻出版署的正式干部的。
借调期间，我工作不错，人缘也好。但是，就在那一年，根据中央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副处以下干部的选调，要试行统一公开面向社会的招考，不许再以借调的名义曲线调入。
这就是后来无比火爆的国考的前身。
我中了头彩。不过，彼时国考远不如今日疯狂。
国考报名的那天，正赶上我小弟弟畸形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开始发烧了！我向我的同学P借了2000元钱，买了我生平第一张飞机票，赶回老家。我没能见到小弟最后一面，我见到的是他化疗后有些浮肿的遗体。小弟在我登机前便已去世了，那时没有即时通讯工具。
但国考的报名不会因为我家的悲伤而改变。报名要求本人携带身份证，但我却远在千里之外，坐飞机也要身份证。
我让太座拿着户口本和我的照片去北京展览馆报名，试一试，看能不能报上，毕竟招考也是第一次试行。
中国是熟人社会，因为此前借调的缘故，署里很多人都认识我，当时在北展报名点工作的我
的未来的同事们，帮我说项，并网开一面，让我太座替我报了名。其中一人，后来辞职当了律师，另一位后来成了领导。
我已经记不清参加考试的场地了，好像是在和平里附近的一个中学，在胡同里。
我当时居住在大兴黄村，进城不易，考试前一天就住在了海运仓中国青年报对面的胡同里，我的一个同学的宿舍，我同学还带我去考试地点探了下，以免第二天不到地。
笔试考试的题目极其简单，就是量大。
当年的申论，是给考生一段文字，主题大意说的是做人民的公仆的故事，然后以此为题，写篇言论。
草而就，把文章主题批了一顿，当然，主要抨击的是公仆这个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属于封建时代的概念，透露着不平等。
交卷之后，也没觉得什么。
考不上大不了就不去呗。就那么简单单纯。
后来新闻出版署人教司的门兄通知我准备参加面试，我问及笔试分数，门兄只是在电话里淡淡告诉我，说考得还算不错。
我不知道这还算不错意味着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在当年报名参加新闻出版署公开招考的全体人员中，我的公共笔试考分位列社会招考第一，仅次于一位应届的研究生。不过，我至今也未搞清那位研究生是谁。
我报考的是报纸司，参加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都已算是熟人，主考官是当时的期刊司司长蔡建光先生，所以也就很顺利了。
面试第一名，被我后来的同事和朋友、当时的清华大学老师聂静女士得去了。小聂略年长于我，在清华当讲师多年，而我则是印刷学院讲师。
1995年底，通过公开招考笔试面试的我正式调入了新闻出版署，进了报纸司。
那一年，不少年轻人进了新闻出版署，这也是新闻出版署组建以来，第一次批量招考进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毫不夸张地说，当年我们这批人的质素，绝对是一流的。如今留在机关的人，大多已是栋梁干才。
2000年，我选择走出了东四南大街国考什么时候开始报名85号新闻出版署的大门。
离开机关之后，很多人问过我，我的前同事，我的业务上的朋友，我的媒体同行，都问过我，后不后悔？
我说，绝不。
现在自己虽身处江湖之远，一支笔养活自己，来去自如，率性而行（尽管也会有制约），何等快意！
用纪晓岚的话说，就是“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图机阱，则如生忉利天矣。”
这江湖上虽也有凄风苦雨萧索难堪，但带来的快活，庙堂之上，却是永世不会有的。
（注：本文原标题为《我的国考》）
朱学东简介
《中国周刊》总编辑，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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