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合肥地名数字情结
作者:刘雅琪
来源:《科学与财富》2020年第23期
        摘要:地名作为人们口口相传的产物,往往能反映出特有的地域文化;合肥,古称“庐阳”“庐州”。自西汉置合肥县,合肥的历史已长达两千两百年之久,由此衍生出诸多特的文化;合肥室内的各处地名也独具特:从一数到十,每个数都能到相应的老地名。文章整理并分析了诸多通过查询网络资料,翻阅旧版书籍,以及当地走访等方式收集的有关含有数字的合肥市老地名的信息,并总结该文化形成的原因与利弊。
        关键词:地名;数字;文化;合肥;
        一、前言
        “一人巷,难过车轿。二郎庙,无人把香烧。三孝口,三子尽孝。四牌楼,范家修造。五星寺、六谷祠,遗址难。七桂塘,丹桂香飘。八蜡祠,凤凰拜朝。九狮桥,正对三国古庙。十字街,十分热闹。”不要说亲自走过每一初地点的老合肥,即便是上小学的黄口小儿也对这
首数字民谣十分熟悉,而每一个数字讲述的都是一条著名的街巷、闻名的古宅;有的仍然存在,有的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时至今日,老地名中的数字本身也已成为合肥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笔。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归纳大量的有关材料,试图探讨研究合肥地名的命名规律中的数字情结,以及其背后的文化现象。
        二、合肥地名中数字的来源
        地名,指的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经过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分析,笔者将合肥地名中数字的来源分为三类:一是来源于地理位置,二是来源于人文景观,三是来源于传统文化,一下是各个老地名的具体成因:
        (1);;;; 源于地理位置。地名往往源自于特定的直接位置或相对位置。例如:
        四牌楼:“四牌楼”是一种遍布全国的常见地名,一般指该地四个方向有四座牌。上世纪50年代,在今天的长江中路和徽州大道交口处,先后建起了新华书店、百货大楼、供电大楼、轻工大楼,形成四楼相犄之势,因此被合肥人唤作“四牌楼”。
        十字街:合肥昔日最繁华的地段,就正好坐落于合肥宿州路和淮河路交叉口。“十字街,
十分热闹”老合肥口中的“逛街”一般多指十字街,这种现象也同时反映了作为徽商发源地之一的合肥发达的商业活动。即便是现在十字街也依旧是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
        (2);;;; 源于人文景观。合肥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城市,名人轶事与坊间典故的土壤让这座老城滋生了无数的名人轶事与人文景观。例如:一人巷,二郎庙,五星寺,六谷祠,七桂塘,九狮桥。都曾流传着动人的民间故事。
        一人巷:一人巷位于肥西县三河古镇,是一条南街中段的老大楼茶馆对面由古楼的石墙形成的小巷。据《合肥老城志略》记载“:因巷道狭窄,仅容一人通过”[1],因此得名,成百姓口口相传的俗称。其具体由来虽不可考究,却从中走出过一位名震中外的大人物: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二郎庙:二郎庙位于二郎庙巷与柳木巷的东北交口。因供奉二郎神杨戬得名,侧面反映了合肥人对信仰文化的追求。建国时期,二郎庙有两件奇闻:一件是庙内弟子入党:一个佛教徒在当地党组织的感召下从出家人转变成了一名思想先进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在当时作为思想改造成功的一个典型实例而被大力宣传;另一件是住持胜海法师曾收留了一位受家暴的农妇,而面对气势汹汹的前来要人的丈夫则严词拒绝,大义凛然,坚定而坚决的支持农妇,
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这两件奇闻使的二郎庙之名轰动合肥。尽管二郎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城市规划而拆迁,但它的故事依旧在老合肥之间口口相传,成为茶余饭后的佳话。
        五星寺:尽管“五星”的意义已难以考究,但据《合肥地名谭》介绍,五星寺原址位于阜阳路与淮河路交口合肥市政协老办公地点。五星寺内曾有过关于一个不受清规戒律的主持败坏风俗,因此香火绝迹的记载,这一有趣的轶事反映了合肥人对信仰文化的追求,對道德败坏者的不耻,同时也侧面反映一定时期内佛教在中国野蛮生长所带来的的不良影响,讽刺了一大批如同答尔丢夫一般,以宗教为借口攫取利益的伪君子。
        六谷祠:位于合肥市庐阳区,合肥药王庙的原名,纪念悬壶济世的药王铁拐李的庙宇,始建于元代,明朝重新修葺时扩大了原有的建筑规模,如今是全国现存最大的药王庙。因铁拐路典故中的赋诗“寻坡转涧蛇六谷,风餐露宿天水岸。迈岭登山拜仙桃,历经千苦药王归。”中的“六谷”而得名。反映了合肥人对传统孝道美德的传承,以及传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时至今日,六谷祠也成为合肥市优秀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发出更灿烂的光辉。
        七桂塘:“七桂塘,丹桂香飘”传说过去七桂塘有七棵金花银朵的桂花树,故而得名。从中也可以掌握合肥过去的城市风貌。另外,七桂塘也是合肥市第一条商业步行街的名称;虽然
如今的七桂塘商业街早已走向破败,但还是能从长辈口中得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七桂塘繁荣的商业。
        九狮桥:九狮桥是金斗河上的一座桥,原为简易木桥,后被洪水冲垮。据传民国年间,一位戴姓商人为母亲做寿,在广收亲朋好友的礼金后就用这笔钱在明教寺对面的九狮河上修建了一座石桥,解决了老百姓进城不便的问题,以此善事作为献给母亲最好的寿礼,一时传为美谈;此事《合肥市志中》有载:民国37年,九狮桥仍为合肥城旧有的33座桥梁之一。相传,当年大名鼎鼎的合肥“张家三妹”就是由九狮河乘船过九狮桥离开合肥的。
徽州区先锋网        石桥两边的栏杆上雕刻了九只精致的小石狮子,九狮桥也以此得名。这一典故这一典故反映了徽商文化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精神。在被拆除之前,九狮桥一直是合肥的标志性建筑。“九狮桥蛤蟆呱呱叫”这一民谣也道出了老合肥过去流水汩汩,桥畔则蛙声一片的自然风光。
        (3);;;; 源于传统文化。合肥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其浓厚的文化底蕴往往可以通过地名中的数字所反映。例如:三孝口,八蜡祠。
        三孝口:三孝口位于合肥市庐阳区中心,因民间传说而得名,来源于《嘉庆·合肥县志》转自《江南通志》的一段记载:“张梅、柷、松兄弟三人亲丧殡于室,邻火卒起,棺不及移,三人号恸伏棺上,誓与俱焚。三人皆死,棺独完。初,母病痈甚重,梅吮之得愈。”[2]这一地名的历史由来与上述的六谷祠相同,虽然民间有甚多不同版本的三孝口典故,但这些故事都反应了合肥人对孝子贤孙的敬佩以及对传统孝道美德的传承,从侧面反映了徽州崇尚儒教的淳朴风气。
        八蜡祠:《嘉庆?合肥县志》记载“:八蜡庙,在余公庙北。明嘉靖年间知府龙诰建,后徙德胜门外,天启间,知县陈琯仍移建旧址。”明正德十年,合肥县始建庙堂,祀八蜡,故更名“八蜡祠”;那个年代的人们普遍“靠天吃饭”。出于生产力与科技水平的限制,面对可能出现的天灾人祸,只有通过祈祷盼望来年丰收,“八蜡”就是古代中国人民所祭祀八种与农业有关的神祇。留下了曾经保佑过庐州大地的农作物免遭病虫害的侵袭的传说。八蜡祠的建成与民间传说反映了合肥人对自然的敬畏,由此也可以看出合肥自古以来作对于农业的重视。
        三、合肥地名频繁使用数字的利弊
        以数字形式命名地名是合肥的一大特,而其中带来的影响与利弊也需要我们去客观辩
证的看待。
        (1);;;; 首先,以数字形式命名地名的有利之处在于数字的表现力更强,更能够生动且鲜明的展现出地方特,作为城市中导航的参照物也更加令人感到印象深刻,且更有方向感;例如:
        三孝口,四牌楼。时至今日这两处地点都仍被篆刻在了城市路边的公交牌与地铁站上,合肥市新开通的地铁也有以此命名的站台。老地名在合肥人心中的地位与强大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合肥的许多地名也包括了具体的方位关系。例如:
        二里街:该街距离旧时的合肥县衙二华里,因此得名。通俗易懂的将合肥市的整体方位融入各方位的地名中,体现了古人在城市规划方面的智慧。
        (2);;;; 其次,以数字形式命名地名有利于当地文化的传承,更便于造册清查;记录合肥诸多老地名的数字民谣在我年幼之时就被口口相传;地名,数字,以及穿插其中的诸多典故,无不在用最为淳朴的语言将古老合肥的历史呈现于我们眼前。
        然而,以数字形式命名地名的方式虽有百利但不免仍有一害:以数字命名的地名实在太多,且格式相近,名称相似,这大大增加了地名重复或混淆的几率,就连记录合肥诸多老地名的数字民谣在坊间有诸多不同的版本。例如:
        一人巷:《合肥老城志略》与《合肥市地名录》中,关于“一人巷”这一地点的记载,不论是具体地址还是关于其由来的典故内容都大相径庭。跟何况由于“一人巷”景观的特殊性,全国各地皆有历史背景与时代各不相同的“一人巷”。
        三孝口:明朝时修建了祭祀合肥历史上三位孝子的三孝子祠,与其同名,难以区分。
        四牌楼:“四牌楼”本身就是一种遍布全国的常见地名,光是百度百科上关于四牌楼的词条就有十个以上,很容易造成地理位置方面的混淆。
        由此可见,若不对合肥当地文化加以了解,即便是合肥本地人也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认知混乱,跟何况随着时代变迁,民谣中提及的地点至今保存下来的不过半数,少数幸存地名的风貌往往跟过去相比大相径庭,难以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即便是描述合肥老地名的顺口溜也在建国七十年间衍生出大量不同的版本,以数字联想地名的方式很容易与时代脱节。
        四、合肥地名频繁使用数字的原因及个人想法
        为什么合肥人对数字如此执着?在我查阅的大多数资料中都一致将其归结为有利于城市规划与确认地理位置的方面。我个人认为,除了城市规划与地理因素以外,为合肥老地名增添数字的情节有很大一部分來源于江南地区独特的商业文化。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是驰名全国的徽商发源地,多山、耕地稀缺、土壤贫瘠等等严苛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经商风气。徽州商业发达,而出于特定行业的生计所需,商人频繁查阅算计往来账目,甚至磨练出了“袖里吞金”这一绝活。因此徽州人,特别是日理万机的徽州商贾总是对频繁出现于账目之上的具体数字非常敏感。据我查询史料后推测,曾栖身于合肥的富商巨贾凭借经商而来的财富得到了当地的声誉与权势,在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参与城市建设
        的同时,也往往根据自己的日常习惯为合肥的地名烙上众多有关数字的痕迹。例如清末所建的四牌楼,原先是富商范氏家族宗亲积聚的地方;另外,九狮河上的九狮桥也是一位合肥的富商出资兴建。这也同时侧面反映了合肥作为安徽省交通枢纽的地位以及经济繁盛的局面,合肥的本地富商对故土的深刻感情也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