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
第18卷第1期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iComprehensive Edition)
Mar.2018
Fol. 18 No. 1
荫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
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制度变革的内在逻辑及其轨迹特点
余扬、龚诗涵2
(1.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让世人惊叹的速度进行了国家基础设施的初步建设、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较为稳 定的政治秩序构建。毋庸置疑,这一切的成果都离不开我国不断地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
同时,也正是因为中国制度及其变革模式并未沿袭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传统路线,并用成功的事实证明了除西式自 由民主外还存在另一种优良制度模式能够使国家获得发展,“中国模式”或“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才引起了世界 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然而,“中国模式”或“中国特”等概念都是从宏观角度解析中国的发展逻辑。以中国制度变革 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从现实经验的角度探索中国制度变革的主题和价值,归纳总结变革的制度特点,能够完善中国 的制度发展及变革理论,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作出理论性参考。
关键词: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制度变革;中国特社会主义;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1573(2018)01-0028-06
―、引言
英国《卫报》曾刊登了马丁 •雅克题为《超级大 国》的文章。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过去10年世界 上最重要的事件,其影响超过9 •11事件[1]。中国的发 展道路被誉为世界奇迹或中国模式已并不鲜见,为
过去所取得的成就骄傲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发 展模式是一种基于客观社会环境而不断对制度进行 调整的实践模式,并未成为一个定型化的发展理论。因此,总结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制度改革经验,使其逐 渐成熟定型为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理论,以期为今后的发展道路指明方向,这在新的世界格局 和国内问题多样化的环境下显得更为迫切和实用。
思考中国模式的成功避免不了从制度着手,因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其实质就是在衡量一 个国家制度的优劣。但是,基于制度与经济、社会和 政治这三个维度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前提,必 须厘清一个事实,即中国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外在 虽然表现为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但这一切并不能 脱离政治制度所进行的不断变革及其逐渐成熟定型 化这个前提。正如改革开放制度使我国潜在的巨大生产力得以释放从而推动中国市场化经济取得发展 所证明的一样,政治制度变革只要方向正确,步骤妥 当,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会随之而来。也正是这个原 因,西方才会对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抱以极大自信,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和审视中国的制度模式。然而,不管是中国在下一阶段发展的现实需要,还是为了 能够应对西方理论主导的传统优势,都要求我们能 够对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作一个现实研究,总结中 国制度发展模式的内在逻辑并使其成熟定型化,进 而上升为理论研究的层次,以增强中国的理论自觉 和制度自信。
审视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的发 展始终以制度革新为表现形式,并以制度变革来释 放社会的潜在动力和活力,从而取得全社会范围内 的实质性进步。而制度变革又是以社会环境的变化 来
确定变革主题和路径,从而发挥这套可变革制度 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包容性特点,这就是中国 制度变革所遵循的逻辑要义。制度因为国家的多元 层次也可以细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从整体层面来看,中国在涉及多层面的制度设计 中为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预留了一定的变革空间,以
收稿日期:2017-05-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路径和机制研究”(12AZZ001)
作者简介:余扬(1988-),男,湖北十堰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28.
保证现有制度在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时能够进行变革 和刷新,换句话说,在现有体制内中国所施行的包括 三个主要层次的国家制度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僵化不 变的制度,而是具有一定的可变革性和能够适应环境 变化的灵活性制度,这就是中国以实际经验所证明的 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理论。说到底,中国在各 个多元化领域都实行的是一种可变革的制度,而只有 在这种可变革性制度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才具有指导 作用,才能够促使各个领域进行不断的政策试验,推 动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二、制度变革的主题逻辑
将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制度发展历程做一个审视 会发现,中国的制度变革历程有一个明显的逻辑变 化过程,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发展主题,并且 国家和社会制度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进行构建和变 革,正如曾经强调的那样“在一定时间内只能 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而 这种中心发展主题的确立必须结合“历史条件和环境 条件,统筹全局”,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决定每一时 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中 国的制度变革历程可以按变革主题划分为三个主要 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建设为主题的制度建设阶段 (1945-1978年);第二阶段是以改革为主题的制度改 革阶段(1978-2012年);第三阶段是以治理为主题的 制度微调阶段(2012年至今)。
2018研究生国家线具体来说,在第一阶段建设时期,中国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国家 基本的制度框架有待建构,而社会各方面配套制度 也必须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正如承认 的,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 还没有经验”3]。因此,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 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这一时期党和人民应 该“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 强的新国家”,而主题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建设新 中国”[4]。在中国完成三大改造后也提出过: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 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 务”[5]。由此可见,对于一切从头开始的中国来说, “建设”这个主题的确是当时的不二选择,而制度的 建设事关国家建设秩序的稳定,尤其是党和人民必 须面对旧制度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事实,制度建设
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余扬,龚
诗涵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
更应该是重中之重。
在第二个阶段改革时期,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 取得较大的进步,各层次制度处于初步定型阶段,但 由于伴随制度建设过程中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爆发, 以及经济发展的落后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较为深刻 的制度变革,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任 务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 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要“实现四个现 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 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 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6]。也在这 一时期提出经典的改革开放发展理论,他指出“我是 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 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7],“而改革是全面的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 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之后为了巩固改革成果进而 深化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报告中又指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 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好时 机。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同志建设有 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动员全党同志和全 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
特社会 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这一阶段后期, 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 这一时期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 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0]。可以说,这一时期制度 改革主题的确立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现实国情 作出精准分析后的一次明确抉择,事关中国发展的 前进方向和速度。
在第三个阶段治理时期,中国已经在国家和社 会的各个层面取得了斐然成就,制度也处于初步定 型化状态之中。正如十八届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总结的“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 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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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 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 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 瞩目”|]。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2],值得注 意的是,这里的深化改革主题指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3]。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我国已
经初步构建起 了基本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但是这个初具规模的制 度框架并未稳定和成熟,还未达到现代化的全面要 求。按照这个逻辑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是起 到承接前两个主题阶段的作用,而“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是开启新时期主题的关键, 因此,这一阶段可以被确定为以治理为主题的时期。
不难发现,在这三个阶段内我国制度变革的逻 辑都是针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内出的问题所 作出的制度变革,这种变革以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 之间产生的矛盾为出发点确立主题,紧紧围绕变革 主题在社会和国家范围内作出积极地制度回应,从 而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使我国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进 而推动社会进步。不仅如此,主题之间表现出一种 承前启后的逻辑进路,改革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针对 建设时期制度构建的不合理之处进行变革和创新, 进而为下一阶段治理主题的确立打好制度基础。而 治理时期一方面按照更高的现代化要求对前两个时 期所搭建的制度框架作出革新,另一方面对执政党 的治理能力提出要求,为确立后一阶段时期的主题 做好铺垫。总的来说,各个时期制度变革的主题都 离不开当时社会所反映出的需求,而制度的变革过 程也体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的特点,可以说,制度变革 就是制度与社会环境的不断磨合过程,也是制度与 社会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而这也促使我国在实现 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在基本制度框架内允 许变革发生的传统,而这种基本制度框架所呈现出 的特点就是可变革性。
三、制度变革的价值逻辑
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方向始终是 围绕人民利益,谋求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制度调 整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并适当向弱者倾斜,其内在的 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以马克思主 义所倡导的“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体人民的“自由发 展”作为终极目标。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必须“在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 难发现,这种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国家与人的发展 观,其本质体现出了倡导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而 这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追求从共产党执政以 来就从未改变过,从中国发展的总发展路线和模式 来检验是如此,以制度变革的历程来检验亦是如此。
纵观制度变革的各个主要阶段,虽然变革的主 题各不相同,变革路径的选择各有侧重,但从 所提出的“众路线”到强调的“共同富裕”, 再到推动建设的“小康社会”与倡导的 “和谐社会”,一直延续到习近平所关注的“精准扶 贫”与“发展成果共享”,无不反映出制度变革历程中 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具体来看:
首先,早在《关心众生活,注意工作方 法》中就表达过以人为本的价值主张,他强调:“解决 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 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众的实 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 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众的需要,我
们就真正成了众生活的组织者,众就会真正围 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5]。不仅如此,对 于党和人民的具体关系,他也提出了经典的“众路 线”论断,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 领导,必须是从众中来,到众中去”6]。
其次,强调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 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 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 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 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 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71。总之,国家的发展始 终要以人民的发展为前提。1979年12月6日,邓小 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将中国这种以 人的发展为最终依归的现代化发展称为“小康社会” 的建设,随后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小康 社会”的历史新任务,又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小康 社会”的建设目标是“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 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 民生活更加殷实”™。而在同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 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明确指出“和谐社会”构建的首要原则就是“必须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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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叭从以上内容中 可见,不管是经济、民主还是科教、文化、社会等领域 的发展目标都离不开人民这个最终发展核心,而一切 国家的建设和改革都是为了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最后,从习近平在2013年11月于湖南湘西考 察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 务院出台的关于精准扶贫的具体实施方案,再到中 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将精准扶贫提升到国家重要发展战略高度,不 难看出党和国家对贫困人民的重视,也进一步体现 了习近平对于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和共同发展 的期望,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强调的:“共享 是中国特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 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 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充分体现了 “以人为本” 的价值主张。
总之,制度变革的主题和路径侧重虽然根据社 会事实不断改变,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制度变革的 价值追求从建国至今从未改变。而“任何一个社会 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要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 的认
识和总结,基于人们对正在发展着的社会实践 的认识和总结”,也就是说,中国的价值主张“不仅是 对基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的价值概括,而且也是 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实践的概 括和总结”2|]。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中国在结合主观 和客观因素的前提下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价值主 张,从而使贯穿于整个国家发展脉络中的制度变革 趋于稳步前行的状态,具体来说,主要可以从三个方 面体现以人为本价值主张的优势。
第一,“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能够减少制度变 革所需要的社会成本,同时为制度变革创造了良好 的社会环境,因为这种价值追求内含一种公平的价 值主张,即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人人都能够也理应 有权利享受发展成果。而国家的发展过程主要就是 国家整体的发展与整体人民的发展两个层次,国家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也是人民的发展,不会存在造成 社会各阶层产生矛盾的局面,即使在国家发展之初会 造成贫富的分化,如“改革开放”制度带来的贫富差距 的加大,但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这只会是制度变
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革某个阶段所带来的短暂副作用,而且在之后的发展 中制度的变革将会着力解决前一阶段的突出问题,如 今的“发展成功共享”理念的提出就是最好的印证。
第二,“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能够为执政党确 立发展的方向,并且能够对执政党形成一种长期的 约束作用。正如共产党在确立制度变革的方向时, 一方面必须以社会环境为基础,另一方面必须以增 进全体人民的福利为最终导向,这能够避免西方社 会中各社会阶层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影响执政党
政策方向的弊端,同时也能够使共产党带领人民自 始至终走在实现共产主义这条正确的道路之上,从 而使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不会改变。
第三,“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能够更好地凝聚 人民的价值认同,而为了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利益 体的利益所进行的制度变革只能够获得有限的价 值认同。为了国家范围内绝大部分众的利益所进 行的制度调整将能够获得整个社会高度的价值认 同,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价值共识。而且“以人为本” 并不仅仅是对利益追求的一种价值主张,在某种层面 上它甚至已经越过了现实层面而到达了道德层面的 高度,也就是说,这个价值主张一方面能以利益的增 进而吸引广大民众,另一方面又能够以道德理性获得 民众的理解,从而使民众能够在理解这个价值主张 的基础之上去认同它,增进这个价值主张的凝聚力。
在“以人为本”价值逻辑得到贯彻的前提下,中 国的制度变革在不断前进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稳定 和谐的社会局面,使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推动力能够得 到有效利用,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现实。但是,应该注 意的是,这是制度变革始终围绕“以人为本”价值主张 才能取得的成就,而一旦制度变革的方向与“以人为 本”的理念发生冲突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情况发生,不 仅社会稳定的局面将会被打破,而且对共产党的执政 将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此,“以人为本”的价值 逻辑不能动摇,特别是在中国当下制度并未成熟稳 定而不断进行制度变革的时期。
四、制度变革的轨迹特点
中国在近年来发展的速度和成就的确引人注 目,而且因为与西方世界所倡导的西式民主道路在 理论层次和实践层面的大相径庭,使得中国的发展 模式一直被西方世界所垢病,他们以“威权模式”“国 家资本主义”“独裁资本主义”等西方式思维来评价 中国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但是,我们自己必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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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是,衡量中国的成功并不能以主观地意识形态 层面为主,而应以客观现实为出发点。从这个角度 来看,中国近年来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不断地作出制 度调整、对社会和民众特别是贫弱者作出制度回应 以释放社会的发展潜力,以及营造了一个稳定的政 治发展秩序,正如有学者指出:“这个政权阐释了一 种保护贫困者和弱者获得基本可行能力的意愿和能 力”,“它通过不断增强法治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 且它对民众的需求持续作出回应是能够获得民众支 持的重要因素”[22]。
以往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制度变革历来以 其自有的节奏进行着不断的更新和日趋完善,成就 中国不断取得发展。具体来说,“以人为本”的价值 主张是进行制度调整的基本原则和前提,而制度变 革的主题和路径一方面必须考虑当时的社会对制度 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必须以这个基本价值主张作 为最终的方向标,以此来确立变革的阶段性主题和 变革的具体路径。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制度变革的 价值主张与主题及路径之间的这种联系和作用,才能 使中国的制度变革在整体上呈现出稳定性和渐进性 的特点。从总体来看,这二者之间又具有一定的联系。
首先,稳定性是制度变革得以进行的根本保证, 也是渐进性制度变革的前提条件,亨廷顿曾指出过: “那些缺乏稳定和效能的政府社会,也同样缺乏公民 间的相互信任,缺乏民族和公众的忠诚心理,缺乏组 织的技能”[23],而从中国早期的制度调整来看,正好 印证了他的这一观点。如在时期,由于领导人 急切地想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作出回应,发动了“大鸣 大放”式的运动式变革,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果,反而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打乱了制度变革的整体 进程。而中国之所以在之后阶段的制度变革中能够 做到以稳定为前提和保障,也是在汲取了教训的基 础上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其次,渐进性是制度变革得以持续进行的关键, 也是造就稳定性制度变革不可或缺的要素。不可否 认的是,中国在当下仍然没有脱离发展中国家的行 列而跻身现代化国家的队伍,因此,为了应对处于变 动的社会环境,制度变革在所难免,而制度变革因为 是对现有制度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所以“既有可能推 动进一步的发展,也有可能摧毁继续发展所依赖的 政治秩序和制度条件”24],换句话说,制度变革是
一 种内涵“破”与“立”双重逻辑的发展理论,如果制度 变革只突出“破”而忽视“立”,或者只强调“立”而不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管“破”,不仅不能达到制度变革的目的,相反会背道 而驰,破坏已有的稳定的政治秩序进而引发政治衰 败。所以,能够肯定的是,中国的制度变革“是基本政 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不需要采取大轰大嗡、彻 底砸烂的剧烈的方式,而只能采取协调有序、稳步前进 的方式”25。正如所总结的那样,制度变革要分 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 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
总的来说,制度变革的确是一个渐进而又充满 不确定性的漫长过程,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维持制度 变革外部环境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 说,衡量一个制度变革过程的成功与否,首先要看它 是否达到了制度变革的目的,其次就是制度变革过 程是否带有连续和稳定的特征,也就是是否具有渐 进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虽然中国的制度变革过程在 建设阶段出现了制度变革导致的社会动荡,但事实 证明那只是暂时性的插曲,总体来看,中国的制度变 革至今确实呈现出稳定和持续渐进的特点,而这应 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以来所确立的
制度变革的价值主张以及长期坚持的变革方向和正 确的路线选择。
五、结论
哈耶克曾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发言中提到: “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建设自己想 要的社会,而其实那些知识我们并不具备,这会给我 们造成巨大的伤害”。他的提醒能够使我们认识到 一个事实,即人类在任何认识领域都有思维和知识 的局限性,因此任何一个由人类创设的制度都绝非 完美无缺。从现实角度来看,就是制度是人类根据当 时的社会情况而制定,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旧制 度难免会表现出不适应性,因此,良好的制度应该是 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可变革性的制度,它应该能够吸收 和汲取其他优良制度的经验,也应该具有随时调整的 姿态。换句话说,没有一种制度可以一成不变,更没有 一种制度可以宣称已经站在历史的终结之处。
为此,也提醒过我们,“社会主义要赢得 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 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 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 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8]。可见,对 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断学习不断变革更应 该体现在制度本身,而这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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