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楠，王军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4年第3期
高楠，王军
（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向来关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问题。两性视野下的女性形象表明了传统与现代、男权与女权的界定和差异。本文以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来分析、比较男性笔下的女人和女人笔下的女性形象，批评的真正目的是在文学中寻求一种两性和谐的局面。
关键词：西方文学作品；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批评；两性和谐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3—0145—02
项目资助：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外语专项），项目编号：2013wy09。
收稿日期：2013—09—21
作者简介：高楠（1988— ），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王军（1959— ），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女性文学。
在众多的传统文学作品中，西方女性形象往往传递出男权社会的男权意识形态这一观念。女性是“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男人主体的存在和社会地位，她隶属于男人，屈从于父权和夫权，不被允许有自己的生活和思想”。［1］这是男性掌控一切，女性完全被排除在主动范畴之外的父权制社会。美国著名黑人女性批评家艾丽丝·沃克说：“我们的母亲和祖母们不是圣人，而是艺术家，她们内心有永不停息的创造力。”［2］然而，这种创造力在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下往往都会被扼杀，操纵话语权的男性作家总是不遗余力地在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进行主观式的扭曲。
从传统意义上讲，男性作家在西方文学领域驰骋了若干个世纪，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有其不同的特质，极大地丰富了西方文坛，而在这些男性作家笔下唯一一成不变的就是对女性形象的界定，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呈现出两级分化的趋势：要么是形象可人、善良、端庄、屈从于男权社会的家中天使，要么就是刻薄、无礼、扰乱了男性统治的社会秩序的骇人妖妇。虽然形象不同，但两类女性形象却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命运结局，那就是被驯服、被奴役，成为行尸走肉一样的躯壳，或
是悲惨地死亡。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形象创作根源于几千年来男权社会的统治。父权制主导下的女人没有话语权，且完全臣服于男性，女性只是作为形象规范化的道德符号而存在。男性作家按照自己幻想的模式来塑造家中天使的女性形象，如果这个家中天使反抗男权社会将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妖妇，进而人人得而诛之。
“长期以来，女性处于政治上受压迫、社会上受排挤、经济上受贫穷、文化上受男性专制教育、思想感情上受压抑的状态”。［3］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中，女性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以一种卑微的“他者”形象出现。法国著名女权主义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4］这种状态最早起源于男权社会背景下创作的《圣经》。它由男性创作，具有极强的男权意识，反映了男人的观念和想法。《圣经》中女人的原型是夏娃，夏娃是由男性的始祖亚当的一根肋骨所造，进而形成了一种观点，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然而，夏娃的故事又被演绎成了“红颜祸水”的悲剧，夏娃成为背叛上帝的罪人，被认为是诱惑亚当的，因而，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罪过在女人，而不在男人，女人是人类堕落的始作俑者，因而，女人要不断谦卑于男人，服从于男人，不断劳累，生儿育女，才会得到宽恕和救赎。因此，男权社会背景下的男性作家都会潜意识地重复和复制《圣经》中的女性原型。
厄普代克的《兔子五部曲》中的女性形象是职业家庭妇女，是男人的累赘，没有自己的事业和抱负，完全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由此可见，在男性笔下，理想的女性形象是男性的附属品，依赖男性而存在。
吉林省教育学院官方网她们不需要有主见，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取悦男人，受男人支配。同时，“女人也会自欺，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她们否定自身作为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主体的潜能，而去接受他者或客体角的时候”。［5］在霍桑的《红字》中，海斯特虽然年轻漂亮却嫁给了丑陋的罗杰，海斯特在孤独中认识了牧师丁梅斯代尔，并成为他的情人，然而，在事情败露之后，海斯特却被独自送上道德的审判台，佩戴上象征耻辱的“A”字。由于丁梅斯代尔的懦弱，海斯特从此独自被流放。海斯特虽然最终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但在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反叛社会的最终结局是孤独终老。在《红字》结尾时，海斯特不肯离开丁梅斯代尔的教堂去享受天伦之乐，并孤独地死在丁梅斯代尔的旁边，这也预示着女性最重要的作用是服务于男性，并且至死也是男性的附属品。
男权统治下的道德法庭只片面强调贞操，避而不谈不道德的婚姻给女性带来的痛苦和悲剧人生。男性的心理很矛盾，他们一方面总是希望自己的妻子恪守妇道，安分守己，对自己绝对忠诚，而另一方面又幻想妻子能像个风尘女子满足男性的欲望，但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把这种女子娶回家中。
女性形象问题一直备受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的关注。1880年开始，西方妇女文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此时的西方妇女文学充斥着浓烈的政治彩，女性作家们开始用女性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女性自己的处境，尖锐地反抗“男人笔下的女人”，表现出了激进的女权意识。甚至某些作品表现出带有乌托邦彩的分离主义倾向。女性作家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她们勇敢而且富有创新精神，为后来的作家开辟了新的题材天地。她们追求女性的自我和艺术的自主，主要代表人物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将自己犀
利的笔锋直指高高在上的男权社会，同时，伍尔夫的妇女文学批评理论被肖瓦特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一间屋》是伍尔夫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批评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阐明了一个女人要真正地独立、获得自由就应该享有自己的一间屋，同时有500磅的收入，这样才能聚精会神地写作，真正获得超脱于男权的自由。［6］小说中，伍尔夫通过玛丽的视角解读了女性创作在过去和现在的命运，同时，虚拟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妹妹，作者通过对两个人物的塑造使读者明白，在男权社会的压制下，女性无论才华多么出众，只要她不甘心做家中天使，那么，等待她们的就是灭亡。所以，伍尔夫倡导的女权主义理论是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进行分析及对女性作家创作加以梳理而形成的最初的女性主义批评模式。
在《简·爱》中，我们也能看到女性作家对以往“男人笔下女人”形象的颠覆，简·爱和阁楼上的疯女人便是典型的代表。她们在表层意义上是情敌，实际上是同一灵魂的两个方面，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男权社会。疯女人要冲破那男权社会里暗无天日的囚笼，在她疯狂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清醒的自我反抗意识，她渴望结束这场男性操纵的婚姻，报复曾欺骗和不忠于自己的丈夫，她要以生命为代价换取自由与解脱。简·爱在得知真相后毅然离开，这表示女性已经有能力脱离男性而独立生存，在结尾，当简·爱重返庄园之时，作者有意安排罗切斯特烧伤并一无所有，这证实了女性不想做男性的附属品，她们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总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努力构建起女性写作独特的话语系统，从女性自身的经验出发，赋予女性以
应有的形象，纠正以往传统的道德评判偏差。同时，也希求男女两性和平共处，在改变两性的对立中共建超越矛盾的、中性的和谐。这种和谐，也是肖瓦特所希冀的把男人和女人的文学经验结合起来，产生一种新的、普遍性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
［参考文献］
［1］王军．女权主义对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批判与拆解［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3）.
［2］艾丽丝·沃克著.汪义译.寻母亲的花园［J］.外国文艺，1994（6）.
［3］张首映．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美）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系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6］弗吉尼亚·伍尔芙著.胡敏等译．自己的一间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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