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资平小说的情世界
作者：  杨俏凡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2年第8期
    收稿日期：2012—06—19
    作者简介： 杨俏凡（1972— ），女，广东兴宁人。嘉应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杨俏凡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514015）
吉林省教育学院官方网    摘要：在现代文学史中，张资平是一位争议较大的作家，尤其最受世人诟病的是其作品中多角性爱关系的描写。一直以来对这种性爱悲剧都是从单一的传统道德尺度所做出的评价。其实，透过张资平小说中的情世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生命的叛逆与命运的抗争，这仍属于“五四”文学的主题。
    关键词：张资平小说；情世界；“五四”文学主题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8—0118—03
    在现代文学史中，张资平是一位争议较大的作家，不管是他后期政治上的变节还是其创作上关于多角恋爱的描写，都颇为人诟病。然而，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根据作家的政治思想立场而确认其作品的价值，已经成为一种惯常的思维模式。在经过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因人论文的传统价值观是不科学的也是不严谨的，更不是一种公正的历史性的评价。因此，我们有必要还原作家作品。无可否认，作为现代言情小说大师的张资平，他的作品确实描写了众多形形的性追逐、性猜疑、性苦闷、性变态甚至多角性滥爱，这也是历来被人批评的极大原因之一。笔者却认为，透过张资平小说中的情世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生命的叛逆与命运的抗争，这仍属于“五四”文学的一个主题。
    一
    张资平是创造社里的多产作家，著有短篇小说四十余篇，中长篇小说二十四部，另有三四部未完成。此外，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研究、自传等著作和翻译作品共七八十种，其作品之多，在现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在众多小说中，写得最多的就是他的描写性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当年创造社同人郑伯奇在谈及张资平的性爱小说时说“描写两性的纠葛，是他最擅长的地方。”［1］钱杏邨在《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中说:“张资平小说的大体事实与结构不外是开始重新遇见，由遇见想到过去关系，再进一步去发生性的结合或者就是相识以后便离开了，于是女人和别的人发生了
关系，这男子便愤怒、忏悔、消沉，还有些是一律的写女性的纵欲。”［2］由此引来更多作家的批评。后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在 1928年第1期的《文化批判》上发表文章，批判张资平的小说《飞絮》、《苔莉》等，认为其作品将来一定会落在反动的阵营里。而鲁迅对其小说本质的否定更是众所周知的了。鲁迅说:“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3］
    确实如此，在张资平的性爱小说中，包容了各种各样的性爱形态。有描写师生之恋的《约伯之泪》、《性的等分线》、《cura coa》；有叔侄之间不伦之恋的《梅岭之春》；还有叔嫂、与妹夫之畸恋的《性的屈服者》、《爱力圈外》、《最后的幸福》等等。在这纷杂的性爱故事中，不仅有违背人伦道德的各种畸恋，而且往往包含多个性爱关系者，因此形成一个或几个“三角 ”。［4］从人物的情爱纠葛的最后结局来说，也都是悲剧性的。《苔莉》中，苔莉最后患歇斯底里症、妇人病，克欧同样患神经衰弱和肺炎，双双投河自尽；《最后的幸福》中，美瑛也是患歇斯底里、神经衰弱症，又得了妇人病，终于黯然死去，情人阿根、杨松卿也因她而死；《红雾》中，丽君的前夫李梅苓杀人后自杀，三个孩子最终因感染伤寒而死，丽君也在愧疚中自杀死去；《约伯之泪》中，“我”与N君患咯血症，琏珊的同乡H君发狂，工科学生自杀；《黑恋》中，奕芳得梅毒而死；《柘榴花》中，谭雪翘与情人龙君果遭杀；在《欢喜陀与马桶》中，男女主人公也在多角恋爱后走向死亡……在这些情爱故事中似乎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发展逻辑:男女主人公相互吸引而爱恋，而后遇到外界或自身的种种障碍，最后以悲剧（大多是死亡）
而告终。“这种性爱类型的多样化与恋爱结局的单一化本身，表现出了作家对人性与社会关系认识的深刻性和全面性。”［4］
    二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无不是作家个体与外部世界相碰撞的结果。张资平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强烈地冲击着几千年保守封闭的封建文化堡垒。每一个中国人在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中都沐浴着新风。张资平同样感受着五四新思潮的冲击，并吸收着人本主义、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独立尊严等思想精华。这些新思想在面对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观念时必然会产生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而作品也在这样的冲突和矛盾中诞生。
    张资平小说中的多种性爱形态，恰恰是中国妇女们对禁欲的封建道德的一种反叛，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抗争。传统的中国妇女遵从着“三从四德”的规范，在男权社会中卑微地讨着生活，没有自由，没有自我，更没有思想。五四新文化唤醒了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更唤醒了层层重压下的中国妇女们。她们慢慢地挣脱身上的枷锁，追求新道德新理想，追求人性解放。但是，这一过程必定是艰难的，也是矛盾的。因为即使拥有着新追求，但在面对深入骨髓的传统道德时，这种新道德新理想仍然是无力的，只能以一种极致的扭曲的形态表现出来。多角畸形的情爱便是在新与旧的纠缠中走向了不归路。
    《梅岭之春》中，女主人公方保瑛向往外面的世界，对传统的中国农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生活境
况非常不满，渴望自主的婚姻。在教会中学读书时与远房亲戚吉叔相互产生了美好的情爱，并最终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灵与肉”的融合。但是，在强大的封建礼法道德面前，这种出自自然人性的爱由于被涂上一层“”的阴影而为人所不齿，最终走向毁灭。带着身心的深深创伤两人回归到原来的社会关系之中。这场性爱悲剧从一开始便注定了悲剧的结局，因为它是违反基本的人伦道德的，身份的巨大差异（长辈与晚辈）决定了情爱的不可接受性，虽然这种爱是符合人性的。方保瑛是接受了教育的新女性，虽然大胆追求自己的灵肉之爱，但她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传统规范，在强大的社会力量面前，一个弱女子只能屈服于现实。
    《最后的幸福》中，女主人公美瑛美丽温柔，在她身上，同时包含着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她中学毕业后既渴望能继续求学，又希望按照传统习俗的规定出嫁成亲，过相夫教子的生活。但是，一个个定亲的机会却错过了，转眼之间，她已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处女，处处受人讥笑。当她爱上最后一个求婚者时，传统的母亲却把她嫁给了又赌又嫖而且吸食的表哥做填房。受过新式教育的美瑛，面对这种包办婚姻自然不甘心，这也为她日后寻情人埋下了伏笔。果然，在婚后的生活里，她先与原先的求婚者现在的妹夫偷情有孕，后又与原来的情人同居，最后因性病而早卒。
    《性的屈服者》中，作者通过馨儿大胆地宣扬自己的情爱观点：“……我对你的精神的贞操是很纯洁的！……吉哥，你对我的精神的爱的要求，我问心无愧！你对我的肉身的要求，则我此身尚在，我可以自由处分，不算你的罪过，也不能算我的罪过。我们间的恋爱既达到了最高潮，若不得肉身的交际，那
么所谓恋爱也不过是一种苦闷，我们俩只有窒息而死罢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馨儿认为只有无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背叛这样的婚姻是无罪的。真正的爱情是灵与肉的结合，所谓的精神恋爱纯粹是谎言。另外，贞操应该是精神上的而非是身体的。这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的言论。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观点仍然有它的现代性。
    《苔莉》中表嫂苔莉与表弟的不伦之恋，《红雾》中朱丽君与几个男人的周旋……这些主人公无一例外都在追求自身的幸福，这种幸福在她们看来就是遵从内心，达到灵肉结合，哪怕这种行为是违背社会规范的。或者说，这些人物正是在旧有的婚姻中实现不了爱欲的统一，所以才公开反叛。这种反叛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人的自然欲望需求对规范或者说对“名义”表现出极大的破坏和反抗。一边是按部就班的传统婚姻制度，一边是内心的需求，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爱欲占了上风，就酿造了婚外情甚至的悲剧。那么，为什么这些女人们总是陷入到不被规范接受的中呢？无疑，这是当时封闭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传统的中国妇女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圈子非常狭窄，没有任何的人际交往。即使接受了教育的女主人公们所接触到的无外乎也是关系紧密的亲人、长辈、叔侄们，或者旧有的情人。因此，当婚姻生活不理想时，自然把目光转向熟悉了解的“亲人们”。另外，长久的交往接触也使这种不伦之恋提供了萌芽的温床。所以，我们面对这种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畸形性爱行为时，首先要反思的不是主人公的行为符不符合道德，而是要反思传统的婚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在两性观念中，对男性的放纵及对女性的欲望的压抑和束缚。
    因此，透过张资平笔下的情爱世界，我们看到的是由人物性爱纠葛表现出的道德规范与生理本能的冲突。“规范与本能的冲突构成了张资平性爱小说的基本模式。”［4］正是这种欲望本能的扩张是违背旧道德旧规范的，所以冲突的结果只能走向悲剧性结局。
    三
    对张资平的小说，阿英认为:“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的产生是与他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创作确实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只要了然于‘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不假思索的指将出来，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完全是‘五四’期间女子解放运动起后必然的要产生出来的创作。张资平先生的创作内容完全是五四时期两性解放运动的事件对于文学上的反映。因此，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里的人物，也完全是五四运动初期的人物。”［2］这是对的，纵观张资平的性爱小说，很明显小说强烈的批判锋芒直指几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和陈腐的封建婚姻观，这正是五四文学主题积极延伸的表现。
    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主，要求冲破封建罗网，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这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时期的作家所共同表现的文学主题，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等都表达了这种时代精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张资平小说中的五四文学精神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大胆热烈多情的女性形象来完成的。正是这些女性形象，表现出强烈的女性解放意识。所以，《爱之焦点》中作者高呼：“把愚昧的义理铲去，把迂腐社会的束缚解了去”，“要替未来的青年男女”，“创个先例。
”《爱力圈外》的菊筠不愿意做一个受害者，她清醒地质问：“受害者要为害人者牺牲受更重的损害。是不是要这样牺牲才配称善人，才算是美德？现代的宗教家和道德家都奖励人们要能够牺牲，都主张人们应该有此种美德；不过由我看来，那些横暴的神明是该打倒的，对那些恶人也无牺牲的必要。”无疑，菊筠的认识是深刻的，在当时也是相当激进和现代的。这正是作为“人”的价值的觉醒和呼唤，是对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挑战。所以，菊筠们已经觉醒，她们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她们要反抗压在身上的重重封建枷锁，哪怕粉身碎骨，只要生命燃烧过，道德、名声、家庭可以统统不要。所以，菊筠说：“赞美那个女人的伟大，说她能够牺牲去成全丈夫的事业，我看世间不少聪明的男人绝不是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男女间的不平等，不过他们还是故意去极力赞美那个女人的牺牲之德以便保持他们男性的特权 ——多妻主义的特权。可怜的就是我们的女性，一点儿不加研究，也就跟那班自私自利的男性赞美那种不近人情的女性牺牲，以为是一种美德。”这是已经被唤醒的新女性，虽然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但她已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有了自己的价值观。
    因此，张资平的情爱小说是应和着五四时代大潮而生的。由于中国长期处于男尊女卑的极度男权化的社会，所以当五四解放运动到来时，提倡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浪潮向旧思想旧道德发起猛烈地冲击，张资平的情爱小说迎合了这股浪潮，虽然这种取材也有功利的原因所在，比如读者、书商，但毕竟也指向旧道德旧礼教、揭露了传统的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束缚和压抑，倡导个性解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张资平也真实地写出了当新思潮到来时人们复杂的心态、面临的困境以及人性的丰富。所以，张资平的情爱小说对当下仍有研究的价值，它仍属于“五四”文学的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