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复兴之路
中 医 的 复 兴 之 路
中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她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中医的存在，我国古代虽然无数次流行瘟疫，却从未有过像欧洲那样一次死亡人数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悲剧。近几十年，中医药对一些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虽然现在中医的发展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是在中医界的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国家社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医的复兴是必然的。中医必将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主流医学。中医必将要为全人类的健康提供重要的保障。
1. 取消中医热
中国医药卫生人才网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此案一出，引起情激愤，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终于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前一段时间，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在网络和杂志上大肆宣传“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甚至还提出了举行百万人签名告别中医活动。
2.中医的地位和贡献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国粹，是我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结晶，其贡献是四大发明所无法比拟的，告别了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将所剩无几。中国传统医药属于世界传统医药的范畴，在世界医学史中，希腊—罗马医学、巴比伦医学、埃及医学、印度医学和岐黄医学（中医医学），都对人类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诸多民族的传统医学渐渐衰落，而中医仍深深扎根在民众之中。古时瘟疫流行，是中医挽救了千万人的生命；1956年爆发流脑，又是中医在力挽狂澜；2003年非典，中医又是功不可没！所以中医是我华夏儿女的守护神，有了她才有了我们五千年的华夏文明！
3.中医的现状
中医人员和相应的医疗机构发展缓慢。据统计，1949年我国中医的人数是27.6万，2002年的
统计结果还是27万余人。同期，西医的人数由8.7万增长到了157万。53年间，我国的中医人数没有任何变化，然而，西医的人数却增长了17倍。
现在的中医院或者中医诊所里，把脉的少了，运用中医理论辨证论治的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名目繁多的化验单、B超、X片、输液等一系列西医的方法。一些中医师一看到化验单上血素低了，阿胶、熟地之类就上了处方；如果患者被检查出是心脏病，不是叫他去看西医就是开中成药或用川芎、丹参、茯苓、甘草等药。如此中医就陷入了西医看病，中医开方的被动局面，照这样发展下去，四大经典连开选修课的必要都没了，中医失去了自己的特，要靠西医养活，那有人提出要取消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国对中医师保障体制的不健全。中医大夫开西药也并非完全是因为中医功底差。同样对待感冒，中医开出几付中药，花上十几块钱就能立竿见影；只要对症，西医输液疗效也不错，当然要化验血象看白细胞高不高，这样一下来就得上百甚至更多。中医院没有化验、检查、、手术等费用的收入，所以收入比西医院差，中医大夫的收入自然也要比西医的逊不少，中医大夫的心理就不平衡，所以争先恐后开西药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切都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
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56年，蒲辅周老先生一人成功157例乙脑患者，然而有关部门却以其使用了多达98组处方，以没有规范的统计学意义为由不承认其疗效。03年非典期间，广州的专家应科技部部长之邀前往北京向SARS攻关组介绍SARS的经验时，有的专家竟然说：“你们必须拿出个规范性的东西来和西医进行比较，如果确实有疗效，我们再组织进行推广。”
4.中医的复兴
现在的社会虽然是创新型的社会，我们鼓励创新，但是我们不要盲目地跟随形式也搞创新。何谓创新？就是要在完全继承和理解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新思路的开拓。然而我们是否已经完全继承和理解了古人的思想和理论呢？当然没有，我们的中医理论和具体实践有着相当部分的缺失，尤其是在中医急危重症病人方面的理论和具体实践经验，所以我们中医退出了急危重症的舞台，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所以当务之急是复兴中医，寻缺失的中医药理论，使之羽翼丰满！中医的发展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切不可再打着中医现代化的幌子来西化中医。
中医要复兴，首先就是要回归古中医，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静下心来研习四大经典，真正地把古人的思想和理论完全继承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搞中医的创新。只对经典一知半解就去创新只会把中医引向歧途。
中医要复兴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当然中医人才的培养模式也要走自己的路。中医人才可以来自学校教育（集中培养）和师承教育（散在培养）这两种模式。学校教育要从中医基础教育抓起，培养纯正的中医人才，也就是说从进中医学院开始就向学生灌输纯正的中医理论，而不是西医的教育培养方式与内容。在语言上，要求学生掌握古汉语，取消对外语等方面的要求。在试验上，加强中医望闻问切等中医基本功的训练。所谓的师承教育就是允许民间的老中医自行授徒，亲自传授自己的临床经验。时机成熟时，国家可以组织一批临床经验丰富的名老中医对这些师承教育的学子们进行考核，如果他们通过了考核就授予他们职业中医师资格证。学校教育理论优于实践，可以将中医人才大众化；而师承教育实践强于理论，可以实现中医人才的精英化，两者相互补充，可谓相得益彰！
中医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众所周知，中医的理论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古代的医家从师三年即可独立行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师承教育，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
们从小便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故对中医的理解也是很深刻的。然而，现在的中医学子大多是接受了十几年的西化教育后才半路学中医的，所以学成者甚少，我国的纯中医人才极为缺乏。所以，我们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也可以建立相应的中医药附属中学，甚至是附属小学，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中医起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顺其自然，代代有名医，所以中医的复兴也要从民间开始，逐步向城市进军。农村有着9亿的农民，他们的温饱问题虽然已经解决，但是医疗卫生的问题与城市还相差甚远。中医中药在农村发展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是众基础好，农民大多信任中医，也相信中药的疗效；其次是其价格的优势，看中医买中药不会给农民的生活带来大的变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中医中药不仅有疗效，而且疗效比较稳定，副作用小。2003年的非典就是最好的证明。因大量使用抗生素等药物，西医的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坏死的超过1/3，患糖尿病的占1/3，而以中医为主的患者至今尚未发现特别后遗症。长期以来，中医药以“简、便、廉、验”的特点在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深受农民的欢迎。农民是中国的根基，中医一旦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那将会给中国的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医要复兴，除了靠自身的努力外，还要有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给中医创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空间。“发展传统医学”虽然被庄严地写进《宪法》，但在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管理制度上，许多方面实际上一直在歧视、歪曲和限制中医药。《执业医师法》规定，须有４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方能参加职业医师资格考试，且考试内容近一半是西医。这使得那些虽有医术，但只是学徒出身、未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民间中医拿不到行医资格证。临床自制中药是传统中医的一项特长，民间秘方均是自制药。但现行制度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否则，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正在起草的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但“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诸多的限制让中医一直在夹缝中生存。所以国家放宽对中医的限制和要求，是至关重要的。
复兴中医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我国若走西医为主的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能力支付日益增大的医疗卫生成本。我国卫生费用既不可能达到美国1.3万亿美元的水平，也不可能达其占GDP的13％的水平。近几年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增长较快，占GDP的比重每年提升0.5个百分点。即使照此速度，我国也要16年才能达到美国目前的支付比例水平。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不到40％，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是7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达60％。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政府支出比例也无法达到发展中国家的
平均水平。再有，中国医疗价格上涨之快十分惊人，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综合医院门诊医疗费用每年递增20%，住院病人住院费用每年递增17%以上，成倍地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国情国力决定，我国不应也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复兴中医是利国利民的举措，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中医药的预防作用会使得中医不得不复兴。中医中药会成为21世纪人类的首选医疗保健模式。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预防保健被提上了人们的“餐桌”，这正符合中医“治未病，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思想。中国历史上曾无数次流行瘟疫，但从未像欧洲那样一死几百万、上千万人，其主要原因是中医药在防大疫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在明朝末年，瘟疫病广泛流行，叶天士等一批医家通过潜心研究，创立了温病学说，形成了温病学派，有效的制止了瘟疫的流行。近几十年，中医药对一些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如1990年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年~1988年美国本土以西医药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中美死亡率比例为1∶234，再次印证了中医药的防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