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研究 ２０２１ ３
〔作者简介〕余海燕，西华大学应急学院副教授，博士；
沈桂龙，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余嘉勉，西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３９。
余海燕 沈桂龙 余嘉勉
〔摘要〕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应有之义。新冠肺炎疫情的暴
发进一步凸显了应急管理的重大意义，我国全产业链管理上存在的不足和应对产业链全球化的
脆弱性也逐渐暴露出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着百年未有之大机遇，全球产业链发展的趋势
是什么，常态下与非常态下产业链的发展有什么不同，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回答好这些问题
才能够为未来我国全产业链建设与产业链应急管理指明方向，才能够保障特殊时期应急产品与
服务、国内生产生活物资的供给，保障国内产业链的安全与完整，实现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我们要从数字化、均衡化、集化、多元化等几个方面加强对全球产业链调整趋势
的认识，提高我国产业链常态与非常态的应急管理能力，补足短板，促进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健
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应急管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弹性；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８０４８－（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２１－０８
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了应急管理的重大意义。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不可预测、发生突然、溯源困难、危害巨大以及传染性强等特
征，疫情初期严重的应急物资匮乏致使防疫工作所需产品、服务无法对应急响应机制做出有效反应，导致应急管理工作举措失当，凸显了我国在应急产品与服务的储备、生产、供应、销售、调拨和配送等环节的全产业链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此，保障特殊时期应急产品与服务、国内生产生活物资的供给，
保障国内产业链的安全与完整是第一位的。〔１〕提高兼具常态与非常态的产业链应急管理水平，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以满足国家、社会和公众公共安全需要，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寻自力更生的安全导向与全球分工的效率导向之间的经济发展平衡，〔２〕从而提高我国产业链安全与产业链应急管理水平。
·１２１·
一、国内学界关于疫情对我国及全球产业链影响的研判
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防控是一个全国一盘棋的系统工程，
〔３
〕从重要医疗物资全球采购到稳定百姓日常生活供应，消费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流通链等高度衔接是经济动态循环的基本要件。受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流通供应链条阻断下的
消费循环链条迅速萎缩，由此带来产业链、资金链等的紊乱，
〔４
〕一旦某一产业链条上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生产都会出现原材料供应或下游产品流
通方面的障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总供给。
〔５
〕当前世界经济彼此依赖，全球产业链相互影响，
〔６
〕任何一件产品都可能是多个国家协作的产物，是全球产业链整体价值的体现。
〔７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是动态的，〔８
〕直接表现为供给冲击，“停工、停产、停运、停摆”。随着供给冲击的持续，需求端的投资、消费、出口亦被动收缩，目前已由供给端转向疫情发酵下全球需求端的萎缩，需求断崖式下降，
〔９
中国疫情走向预测〕已引发全球最严重的需求冲击。〔１０
〕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产业全球化导致产业处于统一体系下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１１
〕全球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停滞，都会给产业链上下游带来影响，尤其是对外依存度较高的
产业链环节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冲击。
〔１２
〕疫情对全球和中国产业链的影响已经逐步显现：短期来看，主要表现为发达经济体秩序停滞造成我国进出口产业链断裂、外部需求萎缩等。中长期来看，全球回归内向化倾向和经济全球化倒退则可能动摇现有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疫情产生的供给冲击具有短期性，如果不是经济结构自身问题，不会产生类似于１９２９年大萧条、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
的长期性经济衰退，
〔１３
〕〔１４
〕一般会伴随着疫情冲击的结束而结束，甚至不排除由于一段时间需求压抑及政府有关刺激政策，疫情结束后经济可能产生“井喷”。而值得担心的是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可能会进而引发逆全球化高潮，
〔１５
〕全球经济陷入“灰犀牛”①
式的冲击，
〔１６
〕对长期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等产生影响，甚至影响我国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也应当看到，各主要发达国家体量太小，缺乏必要的资源和足够大的市场，不足以维持完整的内部循环。回迁一部分产业，就可能挤出另外一部分产业，反而会干扰该国国内的产业链正常运行，进一步加剧该国产业的空心化，最后只可能是少数产业链或者部分产业环节的回归，而不可能是全部产业链的整体迁移。经济全球化趋势仍是不可挡、不可逆的，尽管全球产业链在未来可能会发生某种形式的重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并
不会那么快被替代。但长期来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霸主地位可能被削弱。
〔１７
〕 ①
“灰犀牛”事件是指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比喻大概率发生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中国是全球产业链重要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场之一，已成为全球供
应链网络的中心。
〔１８
〕而疫情一定时期内破坏了供应链的供应和需求，引发国内外供应链的连锁反应，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超过中美贸易摩擦，是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的最大整体威胁，这样的冲击百年未有。尽管我国许多产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但大多数是基于常态化发展时期的判断，对突发事件时期的需求并未考虑在内。疫
情之下，各国应对危机的扩张性政策基本上是内向的，
〔１９
〕如果不对产业安全进行战略预见和危机预防，就会让我国产业遭受多层次和多样化的严重打击。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居于全球价值链（ＧＶＣ）核心位置，其减产必将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全球价值链收缩和转移，
〔２０
〕产能供给不足将沿着生产链向上、下游扩散，跨国企业加快全球生产链布局变化，我国国内产业链面临着加速对外转移的风险。
〔２１
〕随着全球供应链中间环节中断风险加·
２２１·
大，各国都会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进行供应链调整，西方国家推动产业链重构的势头将会高涨，
〔２２
〕给中国及全球产业链带来重大影响，原有的发展格局及模式或将出现重大变革，并加速产业链变迁进程，
〔２３
〕加剧去全球化的趋势，全球供应链布局面临巨大调整的可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安全与全球地位将受到极大挑战。因此，要突破冲突形势下的应急管理思
维〔２４
〕，从如何防止战争逐渐转向如何确保产业安全和产业链的安全。
〔２５
〕 二、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产业链常态与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细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
灾难性事件的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影响程度也不断加深，
〔２６
〕沿产业链上下传导产生蝴蝶效应，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目前的经济状态称为
“大封锁”，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比“大危机”时期更加严重。
〔２７
〕世界经济急剧衰退以及国际贸易活动大量萎缩，势必造成全球产业链正常运转难度加大。当前欧美等国的疫情还在发酵扩散，对产业链的破坏越来越深入，且不断叠加其他冲击如“弗洛伊德事件”①
，加速产业链变迁进程。（一）多元化与集中化
当今的世界经济，经历着两种全球化趋势：主流的发散的全球化进程和逆周期的集中的全球化进程，而这又是全球化进程的常态，疫情加速了这种常态化趋势。
１．多元化以提高本国抵御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能力。世界银行发布的２０２０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中间产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７０％，这意味着任何外部以及内部冲击都将沿着全球生产网络传递至供应链网络上的各个国家，严重动摇以中间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的稳健运行，并通过不同产业链链条的相互叠加，对全球供应链网络产生巨大的连锁式影响。疫情在国外的大规模暴发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可能导致部分跨国公司重新考虑产业链布局，把集中在中国的产能进行转移、分散，以提升企业
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让企业在审视其供应链时多了一份考虑”
〔２８
〕。尤其是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有长远之势，促使跨国公司短期在多个区域寻可替代的供应商以降低经济风险，并在政府的引导下有将短期供应转向长期化的倾向，加速企业的多元化布局，以增强企业甚至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弹性和韧性，从而导致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布局的加速调整。目前，美欧等经济体都在试图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通过增加中国大陆以外采购来源地或通过多国投资来提高其供应链的多元性和柔性，而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巨大冲击，会加剧这种趋势。
①
“弗洛伊德事件”：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ＧｅｏｒｇｅＦｌｏｙｄ）因涉嫌使用，被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致死。这一悲剧引爆美国内部大规模抗议示威骚乱，并在多国掀起反种族歧视和反运动。
２．集中化以保障国家产业链的安全性。根据现实主义理论，安全和生存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鉴于疫情
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表现，全球国家都将呈现出普遍的内向化政策长期化倾向；跨国公司也将更加注重其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性，将部分产业链条本土化。疫情隔离使得各个国家闭关锁国、以邻为壑，海外市场需求断崖式下跌，促使企业尽可能在本土消费市场进行生产经营，并出于国家产业链供应安全的考虑，而在短期内放弃产业布局的传统成本与利润因素，加强在本国以及周边国家的生产布局，甚至重构部分产业供应链，以提高所在供应链的自主性和可控性，增强本地供应的响应能力与速度。（二）区域性全价值链
·
３２１·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仍然在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另一个就是不断强化的区域合作趋势。全球价值链形成“三足鼎立”区域格局。从贸易角度考察，世界各国参与ＧＶＣ的情况大致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生产中心，分别是美国、德国和中国。根据ＷＴＯ等发布的《
２０１９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显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７年ＧＶＣ逐渐演变为以美国、德国和中国为中心的美洲、欧洲和亚洲的三个区域格局，并且价值链的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简单ＧＶＣ①
贸易网络中任何两个中心之间不再有任何重要联系，复杂ＧＶＣ贸易网络中贸易更加集中在区域贸易伙
伴之间，区域中心之间没有重要的直接联系，即价值链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变。而且随着逆全球化以及贸易摩擦的冲击，区域内构建闭合完整的价值链体系的诉求愈发强烈，随着美国、欧洲和亚洲三大价值链的区域属性逐步放大，有逐渐形成各自价值链闭环的趋势。目前，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共识发生了严重破裂，主要大国之间已存在“全球化分裂”的认识，全球化进程呈现碎片化、多层次化或多元化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将重新抬头或走向深化。
疫情动摇了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供应链不确定性沿价值链复杂化，在下游阶段的发生率要高于上游阶段，即全球突发事件对ＧＶＣ参与指数的后向效应要大于ＧＶＣ参与指数的前向效应。ＧＶＣ链条越长面临的风险也越大，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后续的工序难以开展，相反，ＧＶＣ链条越短窄所暴露的风险也越低。除了ＧＶＣ的长度以外，ＧＶＣ链的相对位置也影响到全球突发事件的冲击效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处于ＧＶＣ的不同位置，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也不同，较高位置的国家不仅面临风险较小，同时还有将风险转移给ＧＶＣ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的能力。而全球贸易与投资萎缩将进一步导致ＧＶＣ参与程度与广度的降低。疫情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有降低ＧＶＣ长度的倾向，尤其是国外长度，以降低国外供应链的中断风险。同时提升ＧＶＣ国内长度，始终保持更加靠近国内的生产力配置，提高产业链的供给弹性与韧性。这意味着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ＧＶＣ会在未来发生明显的规模缩减、范围缩小和形式变化。全球价值链活动在金融危机后已经呈现明显收缩趋势，国内生产活动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而新冠肺炎疫情将再次强化这种趋势，对世界经济造成
结构性影响：全球产业链将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全球供应链因产业链过长、区位分布太散而导致的产业发展不确定性，抵御未来各种外生的突发风险。
①
根据跨境次数的多少，ＧＶＣ活动可以分为简单的与复杂的两类：简单的ＧＶＣ活动即中间产品以生产为目的且仅跨越一次边境；复杂的ＧＶＣ活动即中间产品跨越两次甚至两次以上边境的生产活动。
三、后疫情时期我国产业链常态与发展趋势
２０１８年我国中间品出口额占总出口的４６％，中间品进口占总进口的７９％，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且不可或缺。随着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趋势愈加明显，受全球生产成本结构变化和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的影响，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正在经历新的调整与重塑，并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推动下加快了这种调整。目前，我国产业链的变迁呈现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追逐低成本”而大量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将大量相关产业链环节从我国迁出，甚至我国也通过边际产业转移的方式进一步加快了这种迁出；二是技术知识密集型实体行业响应发达国家的号召而开始回流，疫情强化了这种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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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链转移的常态化趋势
从产业链相关环节的关联度来看，那些拥有较低产业关联的环节相对独立，常态下是容易转移的，这类环节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那些拥有较高产业关联的环节，深度嵌入所在产业链中从而常态下是不易转移的，而非常态下，突发事件对不同产业链环节的影响据此不同。
一是疫情会放慢已经在进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环节在我国的迁出进程。首先，因为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对跨国公司也造成全面的冲击，大批企业倒闭或者濒临破产，产业链的根基受损而需要较长时间恢复；同时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阻碍了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搁置企业已经或者即将进行的投资行为，叠加已经在锐减的国际投资流量，产业链转移更加困难。其次，是因为我国经济已经全面恢复，并助力全球抗疫，我国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的过程当中展现的巨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全社会动员及协调能力使得我国的国际综合竞争优势得以体现，庞大的生产规模、齐全的产业门类、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制度优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拟的。最后，欧美疫情仍在蔓延，疫情全球化进一步改变了国家和区域的力量对比，跨国公司转移产业链时不得不考虑自身受到的重创和落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即便这些国家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即，疫情冲击将会放慢贸易战以来国内企业向外转移的趋势，大量制造业生产环节在中短期范围内将仍然以我国作为供应链中心，我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的安全港湾，全球金融和产业资本将大面积流向我国。
二是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经济体更加困难。一方面仍然是因为疫情对欧美发达国家造成重创，全产业链转移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流必将伴随非常高的转移成本，在经济复苏困难的情况下，短期内甚至长期内都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对我国的冲击是短期的，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并随着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得到加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内产业链安全和全产业链构建摆在了重要位置，我国也将会主动延缓产业关联度较大的关键核心环节的外迁，提高在产业链上的自主性。疫情冲击下的大国竞争也减缓了我国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的进度，如疫情阻断了日韩等国对华为的零部件供货、美国切断华为的全球芯片供应，在华为与美国抢占全球５Ｇ市场的关键“窗口期”，供应链中断可能会导致华为５Ｇ产品在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布局异常艰难。
不过，疫情使得非常时期产业链的安全性重于效益性得以凸显，促使各国意识到保障国内产业链的完整和效率及国内生产生活物资的供应是第一位的，中长期权衡、常态与非常态权衡以及安全与效益权衡使得更长期的产业链调整趋势充满各种可能性。
（二）产业链价值活动的非常态转变
传统贸易模式下，物物交易涉及跨境的基本上是最终产品，产品生产过程的片段化存在于一国境内，外部冲击仅对该产品的生产国产生影响。ＧＶＣ分工模式下，产品生产过程跨境共享，中间产品成为跨境贸易流的主要对象，外部冲击对不同生产阶段上的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发达国
家面对外部冲击可以轻易分散风险与成本，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的同时还要承接来自上游国家转移的风险与成本。从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来看，经历强劲反弹后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时期，各类生产活动增加值增速下降，但国内生产活动所受影响最小，增速超过ＧＶＣ生产活动，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ＧＶＣ分工体系中的国内分工深化，产业链国内长度延伸。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仍然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外包给全球生产网络，金融危机后的ＧＶＣ活动的缩减趋势在发达国家中没有普遍存在，甚至仍然在持续扩张，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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