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技工：产业工人中的优势体
改革开放后，原来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开始沿着各自不同的道路、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向着市场社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演变。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正以“世界工厂”的形式，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一方面是原有的集中在城市中，享有较高社会地位，被国家以各种社会福利制度覆盖起来的国有企业职工，被一步步地纳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曾被户籍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很少受惠于国家福利，且不允许随意流动的农民，则开始流出农村进入工厂，被锤炼和锻造成新的产业工人。大批农民转离农村和农业，进入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外资、合资或私营工厂，从事工业生产活动。
然而，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和过程、社会问题和社会保障、社会网络和制度排斥等宏观层面，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研究农民工问题。在这些研究方法下，不同属性的农民工被作为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分老幼、没有具体面目的“整体范畴”来处理的。支配他们的行为的是各种一般法则，如“机械流动”“理性选择”“户籍制度”等。农民工在整体上也被认为是一个弱势体，缺乏相应的维权意识和充足的维权手段，会采取相同的维权方式
和行动逻辑。农民工体被抽象化为具有同一性质的体。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农民工体是个非常庞大的体，其内部同样存在属性的不同。同简单劳动力相比，农民工体中拥有成熟技术的青年技术工人，其在维权行动方式及身份认同方面，都与简单劳动力有不相同的地方。其拥有的更大的“结构性力量”让其成为庞大农民工体中的独特体，值得我们进行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细分和研究。
本次研究选取的私营企业“Y”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是一家以生产各种织面料、印染面料为主的专业性企业。“Y”工厂的工人约有500人，大部分为农民工。在生产过程中，每一环节都需要技术成熟的技术工人来把握生产。每一道生产过程都有专业的生产小组，并有几名青年技术工人担任生产组长，负责生产过程的管理和产品质量的监督。
1.青年技工地位的展现—— 技工争夺战
工厂里来自浙江的两名青年技术工人张某和谢某在春节后要辞职。这两个人作为生产线上把握染和上机织造工艺的中级技工，由于业务精通，操作熟练，一直是生产线上的重要技术工人。此时正值工厂定单旺季，生产任务繁重，染和织造需要非常精湛的技术，也是布料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两人此时突然的辞职对于工厂的生产将带来具大影响。
这个事情引起厂长的高度重视，厂长亲自打电话询问这几位青年技工离职的原因。当了解到有其它的工厂开出更高的薪水欲“挖走”这两位技工时，厂长亲自开车到这两位技工的家中，主动将薪水提高到竞争对手的水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将这两位年轻的技术工人成功留在厂中。
事后厂长说：“现在这样的高级技工不好啊，到处都缺，招都招不到，哪能让别人挖走了？普通工人就是流水线工人，技术要求较低，到哪里都可以招到。多给些工资也得请回来，可高级技术工人要是走了对工厂就损失大了。”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技工稀缺导致的人才争夺更加显示了中高级技术工人在生产线上的重要作用，成为这两位青年技术工人相对受重视的原因。技工荒才是当前市场的真正问题。
2.差序格局：作为核心工人的青年技术工人
“Y”工厂的十一位中高级青年技工，都是农民工出身，他们有的是依靠在工自己工作过的纺织企业从最初级的工种开始，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和劳动经验，逐步掌握了纺织技术，有的
读过职业技术学校，通过再教育提高自己的纺织专业水平。而这些既有一定文凭，又掌握核心技术的青年技术工人，也容易受到企业主的重视，现在他们都在担任企业的管理职责。
调查中了解到，为了稳定技术工人队伍，获取稳定而高额的利润，工厂的高层管理者会根据工人的技能、贡献和抗争的强度将工人划分为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采用一种“差序格局”式的用人和管理方法。核心工人是那些拥有特殊技能、对获取利润贡献较大和集体抗争强度高的工人，反之，则是边缘工人。
“Y”厂对一些青年技术工人也就是核心工人采用责任自治的策略，给予其地位、权威和责任，努力去赢得这此青年技术工人的忠诚。对边缘工人即非熟练工人则采取直接剥削的策略。而在近两年美元贬值，进出口业务受阻，工厂利润降低的背景下，这些青年技工作为核心工人的雇佣位置将得到保护，并没有被解雇，而边缘工人即非熟练则有一大批被解雇，这也显示了青年技术工人的优势。
二、“结构力量”的基础及生成逻辑求职招聘人才市场
1.技术：“结构力量”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
埃里克?怀特认为，“结构力量”由两种“讨价还价能力”组成。一种为“市场讨价还价能力”，包括：第一，工人拥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第二，较低的失业率，即所谓“紧凑的”劳动力市场；第三，工人具有脱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另一种为“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这是一种“从卷入于严密整合的生产过程的工人那里所产生的能力。在那里，关节部位上的工作节点的中断，可以在比该节点本身更为广大的规模上，导致生产的解体”。
对埃里克?怀特“结构力量”的理解中，我们同样意识到，什么工种的工人、他们来自那里、在工厂的地位是什么，都是应该重视的分析因素。而在这当中，技术是一个重要变数。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无技术的工人，以及他们的来源地、性别、教育程度、文化修养和城市总体文明水准，种种区别会在其日后的身份认同中显现。
青年技术工人的结构力量得以显著表达，是与非技术工人的对比中实现的。我们从“Y”厂青年技术工人的地位来说明这一点，来自苏北的青年技术工人D虽然年龄只有29岁，但他却已经有多年的纺织染经验和技术的支撑，而纺织企业中染技工的稀缺也令他对自己身份地位有高度的认可。
青年技工D说：“我现在想份工作很容易，许多企业都缺我们这个技术岗位的人，待遇不好就换个地方，许多工厂比现在的工资还高呢。”
企业主说：“我把D师傅聘过来，是因为他在大厂做过多年的染，现在这样的师傅不好聘，年轻人技术很好，而且工作挺有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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