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农业大学杂草研究室，江苏南京 210095）摘要：本文通过作者与李扬汉教授学习和工作过程中的点滴事件，再现了李扬汉教授为我国杂草科学事业和植物学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阶段性历史过程以及他的科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I2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935X(2014)01-0001-03In Retrospect：Commemorating Prof. Li Yanghan 100th AnniversaryQIANG Sheng
(Weed Research Laboratory，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Abstract:Professor Li Yanghan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weed science and teaching of botany in China.Here I provide an account of my perceptions about Prof. Li with whom I had the honor to work.In addition to his scientific legacy，Professor Li Yanghan is recognized as a devoted teacher with a great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and an encouraging attitude.
2014年是著名植物学家、杂草学家、农业教育家李扬汉先生诞辰100周年。他是我教学科研工作的恩师，作为学生和助手，我与他合作共事长达20年，直到2004年李先生溘然长逝于兰州。回顾与先生的点点滴滴，先生勤奋刻苦、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远见卓识和敏锐洞察力，重视教学活动的强烈责任感、高超娴熟的教学技能和感召力，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理论与农业实践相结合等思想，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学习的榜样，对我的人生观和事业目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也对南京农业大学杂草研究室教学和科研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是1985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并投入李扬汉先生门下的，当年招收4名硕士研究生和一个8人的研究生班，4位学位研究生中我是唯一的一名外校背景，记得当时李先生亲自面试，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报考南农，我的回答是“我本科是学生物学，后留校从事植物学的教学工作，参加植物分类学研究，一直是基础理论性的，希望能将学习的理论知识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南农的农业科学正好是植物学的应用性学科，应该更有发展前途”。在进入南农学习及以后的工作中，使我意识到我的回答，正好与先生一直践行的理念相符，也许不仅是由于我的考试成绩(因为那时本校背景考生成绩也很优秀，学位研究生更是优中选优)，而正是我的面试回答打动了先生，我才荣幸在十分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被录取。
研究生期间正好遇上先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中国杂草种类区系分布和综合防除理论的研究》，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安徽沿江圩丘农区农田杂草调查研究》，在江苏、浙江和山东也有先生的研究生薛达元、韩永忠和郭水良先后开展相应的调查研究的论文。一年级学习还没有结束我就被派往甘肃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野外杂草调查。与此同时，他还分别派遣其他研究生前往青海、西藏和四川进行调查。他也亲自带队前往四川进行野外调查，近1个月。在此过程中，那时已经77岁高龄的他还计划经过川藏线，亲自前往西藏进行调查采集，但是，由于周围人考虑到高原反应以及旅途遥远辛劳的因素对其进行劝说，虽在四川历经几次努力，最后他自己也担心有什么问题，也怕麻烦到别人，而最终放弃了计划。农业院校应以植物学为基础，研究杂草生物、生态学，探寻防治的技术。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前者是应用基础，后者是应用技术，实现了将植物学基础研究应用到农业生产实际的目标。因此，也到了一条农业院校传统植物学科发展之路。那时的杂草科学在国内还刚起步，国际上以化学除草剂为主导的杂草防除技术才开始在国内推广，正是李扬汉教授发起领导了国内开展大规模系统的农田杂草调查研究及标本采集，建立了第一个中国杂草标本室，至今仍然是中国收藏杂草标本最多的专门标本室，加上当时一批其他学者的杂草调查研究工作，揭示了中国农田杂草发生分布规律，为我国杂草科学20世纪90年代及之
后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4］。先生虽身在农业院校，时时考虑的却是将植物学基础如何与农业科学实践相结合，他最擅长的是植物解剖学，他坚持数十年开展禾本科、蔬菜植物的解剖学研究，因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均是禾本科的，而蔬菜则是另一类重要的农作物。这对作物育种、栽培等领域的学者很有学术参考价值［5-6］。这些理念几乎也贯穿到之后杂草研究室发展的历程。
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杂草调查研究，他的目的是为了摸清中国农田杂草发生与分布状况，积累第一手资料，为编写鸿篇巨著《中国杂草志》打基础。3年研究生学习毕业后，我留在了李先生的身边，后来才听说留下工作还经历了一番周折。由于当时是计划经济时期，学校进人指标卡得很紧，当年李先生并没有留人的指标，学校是农业部直属的，进人指标要农业部批。因此，他不顾近80岁高龄亲自去北京争取到一个特别的进人指标，因为要编写出版《中国杂草志》这样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我留校后前面整整5年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先生编写《中国杂草志》，从整理鉴定标本，查阅文献，校正名录等，到联络其他参与者，收集整理文稿，统一格式，规范名称等，也负责一些内容编写，直至1993年。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先生多方面的教导，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勤奋刻苦的敬业精神、敏锐的科学洞察力，令我终生受益。让我感受最为深刻的是，先生对科研的目标明确，深谋远虑，且具有坚
韧不拔的意志。建立“中国杂草标本室”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花费又是项目中最多的，采集与制作、标本柜定制等并不能立刻带来效益；但是，他一直着力推进，直至建成。在世纪之交，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标本信息化为大势所趋，我们也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将其作为我的硕士研究生魏守辉的论文主题，在2001年建立了中国杂草信息服务系统(http：//weed.njau.edu/)，使中国杂草标本室的标本信息网络化，至今点击超过130余万次，成为了解中国杂草信息的最主要的窗口，相关信息也纳入了全国标本馆信息系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程的科学价值体现得越来越明显，更能体现出先生作为杂草科学大家的远见卓识。另一件小事，那时的文字基本上是手稿，为了整理杂草名录建立数据库提高效率，我向他建议添置一台电脑，在当时一台电脑需要花费大约3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经费，尽管经过几年的花费，原基金的经费花得差不多了，但先生在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就同意购买了，这大大方便了资料整理、名录制订和信息收集完善，对顺利完成《中国杂草志》创造了必要的工作条件。此前，我是接手李先生先前的助手章毓英老师，她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此后也一直参与到该工作中。1993年的暑假期间(当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将赴北京参加英语培训之前)，我将除了绪论和附录外的描述各种杂草的文字手稿交到了先生的手后，“研究生”样的状况才算基本结
束了。之后，出国，回国，一晃就3年过去了。其间，先生除了亲笔写作外，还负责全稿的进一步审订和统稿，最后交出版社，再校对，前后历时近15年200余万字的《中国杂草志》巨著终于在1998年正式出版。那天，他亲自将《中国杂草志》成书交到我手上，并说道：“由于你最年轻，所以副主编只能是摆在最后。”先生将我作为副主编之一是我意料之外的，因为编委中只有我年纪很轻，其他均属于前辈，这已让我很感动了，他还如此解释，足见先生对年轻人的鼓励、提携和培养［1］。回忆这段学习和工作经历，我感到庆幸的是能够参与到迄今最宏大的中国杂草科学研究工程中来，这使我有更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
杂草研究室原来的主要工作是科学研究，因此，一段时间内，李先生已经不上植物学课程，而主讲植保系和农学系的杂草学，我有幸一直作为他的助教重复聆听他富有激情的演讲，目睹了一代教育大师的风采。他上课的主要特点是幽默风趣，举重若轻，总是能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他即使是80多岁高龄，讲课时仍然声音洪亮。因此，上过他课的学生总会印象深刻，依据多年后返校的校友回忆，差不多忘记了大多数老师的姓名，唯独能够记得李扬汉教授上课的场景。先生之所以上课如此精彩，是因为他上课前必备课，哪怕是讲了很多次的课程；他也时常告诫我们要这样做。先生对教育学生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要是与教育学生有关的活动，如新生入学、团活动等，他是有求必应。直至晚年时，很长
一段时间，他还要求能够讲第一次课。我记得，他是直至近90岁高龄时，由于身体的原因，才完全没有再走上讲台。至此，我作为他的助教的工作才真正结束。他一生注重教材建设，为使我国植物学教材跟上时代步伐，不仅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文献，还结合我国实际，重编了《普通植物学》。该书被列为大学丛书，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 1972 年在已发行了7版。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农业部委托，主编和修订了历届全国农业院校统编的《植物学》教材，该教材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发行量达30余万册，至今仍然有学校选用，农业院校的本科生几乎都读过本书，甚至包括部分综合性和师范院校的师生［7］。他编写并再版《植物学》 (上、中、下册)，这是一部内容全面系统的教学参考书［8］。李教授还率先在农业院校农学和植保专业开设杂草科学课程，并早在1981年就编写出版了《田园杂草和草害——识别、防除与检疫》以作为杂草学课程的教材，为我国杂草科学的教育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9-11］。他在教学中善于利用直观教学形式，总是将先进的技术引入到教学活动中，如幻灯、投影等，这些设备他均是最早使用的。李先生还十分重视实践教学，教研组的植物学实验材料齐备，就是挂图也有好几套。这些为我们之后开展植物学教学手段现代化改革和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重视教学以及直观教学、实践教学等理念，引导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基于网络的植物学自主学习教学模式的改革和研究，并取得成
功［11］。我们在植物学课程建设上的许多“第一”，除了上述的基础外，或多或少也是先生在业界声誉积淀的效应。南京农业大学植物学课程为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相关教学成果还获得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等数十项［11，13］。建立的植物学网络课程是首个正式应用与网络教学的，加上随后建设的植物学数字课程均是国内首批正式出版的［11，14］。在继承借鉴先生的教材特点基础上，本人主持了“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重编植物学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于国家规划教材规定的出版社不同，没有能够继承修订再版先生的原教材，这是我一直觉得遗憾的一件事情。
李先生由于没有子女在身边，生前的最后几年尽管有康老师的悉心照料，作为他的学生我仍然感觉到先生对在他身边学生的某种心里依赖，这对我似乎成为一种责任，因此，有幸在最后几年除夕之夜全部是与先生在一起共进年夜饭的。先生不幸在兰州仙逝，恰逢我在神农架举办教育部全国植物多样性高校教师培训班，我是组织者，更担负教学指导任务，因此，当得知噩耗时，我不能亲赴兰州处理，至今想起还感到内疚；但是，为了事业和责任，相信先生会谅解我的。
强胜：追忆先生——纪念李扬汉教授诞辰100周年杂草研究室目前有杂草生物生态学及可持续治理、生物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环境安全、外来植物入侵生物学等4个主要研究方向，前2个方向是先生开拓的研究领域，我们继承了下来；外来植物入侵生物学也是先生最早开展的检疫杂草的拓展和赋予新的生物学意义。研究室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其他科研辅助人员5名，研究生约40人。近10年累计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SCI论文约60篇，出版专著教材8部，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各1项，获得国际国内发明专利15项。有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荣获了教育部第六届国家高等教育教学名师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是，我们正继承并发扬他开创的事业。
参考文献：
［1］李扬汉. 中国杂草志［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2］强胜. 我国杂草学研究现状及其发展策略［J］. 植物保护2010，36(4)：1-5.
［3］唐洪元. 中国农田杂草［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教育出版社，1991.
［4］王枝荣. 中国农田杂草原图谱［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
［5］李扬汉. 禾本科作物形态与解剖［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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