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给定资料
1.⼀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是在“北上⼴”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抑或是⼩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灵上均处于⽆根状态的⼈。
这些年轻⼈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乎⼀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不⾛?他⾮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个地⽅，但他怕那个“县”字，⼀下⼦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在江苏⼀个县城，来北京⼯作了五年，⽉收⼊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年的结果是，⼿⾥的存款⼀路贬值，时⾄今⽇，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套两居室的房⼦。
⽆车⽆房⽆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肚⼦⾥的孩⼦，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甚⾄呼吸空⽓，⽇常⽣活的⼀纤⼀毫，都让这个80后男⼈疲惫不堪，“⼀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普查的统计数据⾥，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员之⼀，数字仍在往上⾛。
这近千万⼈⼝数⾥，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
还有“蚁族”，⼤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们，他们⽣活在郊区的聚集落，⽉收⼊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络。如果在⼤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离”。据估计，北京地区⾄少还有这样的⼗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到“服务”外省⼈的华丽转⾝，⽽这管控的态势，隧着1800万⼈⼝上限提前⼗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连串的新政⼜抬⾼了外地⼈的⽣存门槛：清理租和⼈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
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不要扎堆“北上⼴”，像是冥冥中四⼗多年前⼀个声⾳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阔天地，⼤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活，能认识更多⼈，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回归南京准⼀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块地，养鸭⼦喂猪，彻底的⽥园牧歌。
刘寅的下⼀站在哪⾥呢?
上个⽉，刘寅看了部叫《⽩蛇传说》的⽚⼦，⾥边⼀个⾓⾊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个⼩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城市⽽⾔，⼤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沫的⾃来⽔、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和⽆限虚掷的时间成本⾥。眼看着，孩⼦就要出⽣，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ll⽉4⽇，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条⾦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泡尿把他给憋醒了。⼀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确远处和阳光，⼼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州，前往⼴东东莞常平镇⼀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殷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宿”的福利。
“⼴州当时进⾏‘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且要⽴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州租房⼦有多难!租⾦与楼价⼀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范围内根本不到2000元以下⼀室⼀厅的
房⼦，光房租就要占⽉收⼊的⼀⼤部分。”加上⼯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临的另⼀⼤问题：⾃⼰做太累，出去吃⼩店⼜不放⼼，所以她经常靠⽅便⾯、饼⼲、⾯包填肚⼦。
在⼤城市，房⼦贵、交通难、⽣活烦，票⼦不够花，成为很多⾝处“北上⼴”的⼈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但企业提供⾷宿、⼯作时间固定，收⼊低点也⽆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间的集体宿舍，跟⼤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伙⼦来玩，深夜才⾛，这让她⽆法忍受;⾷堂还算令⼈满意，⼚⾥每⽉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出⼚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活圈⼦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
吃烧烤的⼩伙⼦，⽆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州星海⾳乐厅听⾳乐会的⽇⼦，留恋在珠江边与友⼈聚会的时光。
⼏经考虑，2011年10⽉曾静⼜回到了⼴州，继续她⾟苦的打拼。但和⼀年前离开⼴州时的⼼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分稳重与成熟：“⼯作虽然⾟苦，但不会像以前⼀样⼼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切。”
⼈⽣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地⽅⽣存，压⼒会更⼩、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如此。有了⼤城市⽣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三线城市的“都市⼈”，感觉⼜跳进了⼀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线是房东，“当时房东⾮要涨房租，⼀个房间就要涨500 元，谈判了⼏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个事业单位正在招⼈，让她赶紧报名。“离开时有⼀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李涵说，当时她⼼中只有⼀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开始，⽗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作。当李涵告诉⽗母⾃⼰已在郑州⼀个事业单位上班时，⽗母才恍然⼤
悟：“闺⼥回来了，郑州也⾏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的⼀⽣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开始去相亲，“⾼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我算⽐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介绍了⼏个，我都去见了。”然⽽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会发⼀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个新⼈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意中却得知和我⼀起进单位的另⼀个⼥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孩的⽼爸是另⼀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城市，⼀切都要看关系，“有⼈罩着，那⾃然好办事，⼤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说：“⼩地⽅，要靠爹!”张⼤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的⽗亲不过是脸朝黄⼟背朝天的庄稼⼈，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这种感觉很不⼀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到底回郑州来于什么?“其实不⽌那⼀件事情，我觉得周围⼈的思维和我也不⼀样，⼀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块，就是不在⼀个圈⼦⾥的感觉。另外我⼤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告策划是最⾃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过，在单位有⽂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静，李涵⼼中的两个“⼈”总是在打架，⼀⽅是上海，⼀⽅是郑州。⼏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
我觉得⾃⼰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看来，北京的这些年⾥，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城市的傲慢;⽽在他们眼⾥，也许是⼩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叔聊⼈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亚*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城市，年轻⼈们忙着⽼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年后，回到⽼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给不了什么便利，他回⽼本⾏，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调，背地⾥说;“北⼴毕业的⼜咋样，还不是跟初中⽣⼀样在扛摄影机。”地⽅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燃事件也被禁⽌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盾、⽼婆和⼩三掐架的节⽬，收视率居⾼不下。
⾝边⼈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的象征，哪怕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堵车了，话语⾥带⼏分家乡经济蒸蒸⽇上、迈⼊“堵城”的⾃豪感。刘沛骑⾃⾏车上班，别⼈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嘛?”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给他介绍了⼀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
娘，你的⼈⽣少奋⽃⼆⼗年!”刘沛许多⼥性朋友便如是，回⽼家个科级以上中青年⼲部结婚，从此安下⼼来。刘沛⿎着勇⽓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活维持了⼀年。⽣活⾼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个⼈；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张桌⼦，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州对刘梅来说，⽆奈的成分⼩⼀些，更多的是⼀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种平
衡，我在⼴州能得到什么，⽿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下，刘梅⼀年前从⼴州回到了重庆万州，“⾝为重庆⼈，总觉得回到家应该⼤有⽤武之地。”在⼴州的时候，刘梅在⼀家⼤公司的⼤客户部⼯作，主要服务⼀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案。”
然⽽在重庆万州⼯作了不到⼀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案写得不⾏，这单⼦咱也
能签下来；还有⼀次，我和另⼀家公司⽐⽂案，我的案⼦应该是⼀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有熟⼈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次经历⼀⼀有⼀次她好不容易签下⼀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个⼈⾝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穿什么的都有，还有⼈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带了孩⼦，孩⼦在现场⼤呼⼩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直在思考，是不是⾃⼰要求过⾼?“从⼴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就这样，刘梅挥⼀挥⾐袖，没带⾛任何东西，⼜回了⼴州，“现在想开了，⼴州虽然节奏快，⽣活压⼒⼤，但是我应该适应这⾥，应该把这⾥当成我的第⼆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某报刊登了⼀篇评论⽂章，内容如下：
“逃离”⼀直在继续，就如涌⼊从未停⽌。“北上⼴”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享受着城市⽂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情。更多的⼈居于⼆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城市有着复杂的
情感，留下⽆望、弃之不⽢。最终，这⼈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城市⽣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随着数⼗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发展空间⽇趋饱和，⼈才吸纳能⼒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另⼀⽅⾯，随着⾼校扩招，⼤量毕业⽣滞留“北上⼴”，⽆论是⼈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校毕业⽣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却早已载不起更多⼈的寻梦旅程。继续涌⼊，或许并⾮选择。除⾮你有⾜够的能⼒与机会，⾃信能在⼀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光投诸“逃离北上⼴”的那⼈。其后的动因显⽽易见，合理性也⽏庸置疑。⽆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认可。⾔语间，“选择离开”⼤有化⾝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与⼤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奈放弃”被美其名⽇“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了预设的陷阱。对⼤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北
上⼴”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代的⼤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杯呢?
另⼀层⾯，需要反思⼤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并不那么令⼈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创造⼒。最终，⼀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学毕业⽣低收⼊聚居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是否应该逃离北上⼴”问题，⼀些专家学者发表了⾃⼰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城市部署⼀些国家重点建设项⽬，不能把北京、上海、⼴州这样的⼤城市搞成“⼤⽽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学⽣⼯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
张鸣(中国⼈民⼤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就是⼀个伪问题。⼤学⽣蚁族的出现，⼀是由于我
们的⼤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且还⽆⽬的的扩招。⼆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部分都是地⽅院校毕业⽣。他们所受的⾼等教育，基本上是⽆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资的⼯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这样的⼤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他们才能到⼀份⼯作。如果在其他地⽅，连这样的⼯作都难。越是不发达地区，⼯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作⼯资越低，⽽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都有选择⾃⼰喜欢⽣活、⼯作、定居的地⽅的⾃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如果北上⼴都不到机会，那其他地⽅就更没有机会。⼤学⽣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是因为这⾥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些，因为在这⾥，蛮横的权⼒似乎被庞⼤的⼈⼝稀释了，⽽到了地⽅上，那⾥的权⼒更为霸道，权⼒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发展是个⼈的选择，年轻⼈喜欢在⼤城市接受挑战也⽆可置疑。不过，这
需要这代⼈做好充⾜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前⼀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青年⼤学⽣
如果想留在“北上⼴”，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样，纽约、东京、⾸尔的房价要⽐⽬前京沪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为加⼤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由和⾃主发展产⽣更多的北京、上海、⼴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梦想，才能分散“北上⼴”的⼈⼝和就业压⼒，延缓这些中⼼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学、哈佛⼤学博⼠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有稳定⼯作、住房的⼈轻轻松松地说“年轻⼈应该逃离北上⼴”，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学毕业⽣真的很不容易，他们的过错就是出⽣晚了⼏年，结果位⼦、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并不⽐这些⼈差。不过另⼀⽅⾯，⼀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慢慢来也能⼲好。如果我现在⼤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年，事业毫⽆起⾊，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型版”的“北上⼴”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前中国不到⼀半⼈⼝⽣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城市化的⽐例还很远，⼆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
三、作答要求
1.“给定资料2”画线部分提到：“⼈⽣处处是‘围城’……有了⼤城市⽣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三线城市的‘都市⼈’，感觉⼜跳进了⼀个‘围城’。”请结合全部“给定资料”解释“围城”的涵义，并简要谈谈你从这句话中得到的启⽰。(20分)
要求：准确、简明。350字左右。
2.“给定资料7”提到，⼀些专家学者就“年轻⼈是否应该逃离北上⼴”问题发表了⾃⼰的看法。请分析总结⼀下这些观点，并谈谈你对这⼀问题的观点。(20分)
要求：(1)观点明确，分析透彻;
(2)语⾔流畅，层次清楚，有说服⼒;
(3)不超过500字。
新疆免试公务员五年陷阱3.“给定资料1”提到当代许多年轻⼈的⽣存困境：“‘北上⼴’抑或是⼩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灵上均处于⽆根状态的⼈。”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困境的应对之策。(20分)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4.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篇议论⽂。(40分)
要求：(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