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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军明
国际中文教育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重要语言文化公共产品。经过近70年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成效显著。截至2021年，已有15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5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180多个国家和地
区开设了中文教育项目，75个国家将中文列入国民教育体系，4000多所大学开设了中文专业或课程，7.5万多所主流中小学校、华文学校等开设了中文课程。目前，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500万［1］，中文在
国际交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语言教育则
是掌握钥匙、打破交流障碍的手段。中文是世界了解中国最好的钥匙，中文教育是掌握中文的手段。国际中文教材研发出版是实施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被认为是国际中文教育转型元年［2］，在转型的当下，了解国际中文教材出版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思考解决的途径，推动以教材为核心的国际中文教学资源建设，有助于国际中
文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国际中文教材的出版现状
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
科书》由时代出版社推出，由此开启了新中国的国
际中文教育出版。60多年来，中文教材数量持续增长，种类不断丰富多元，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文教材进入了快速增长期。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球共出版纸质国际中文教材19530种，可统计的海内外数字教材3679种。我国出版国际中文教材的出版机构超过120家，出版数量较多的有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暨南大学出版社。海外有37国536家出版机构参与中文教材的出版，出版数量较多的有Cheng ＆ Tsui公司、CENGAGE Learning出版社、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出版社、Paris Editions You Feng出版社、Independently Published
国际中文教育人才网出版社、Better Chinese出版社等［3］。
已经出版的教材中，有一些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
用或在特定区域内较受欢迎，如国内出版的《新实用汉语课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当代中文》（华语教学出版社），发行量均在百万册以上。特别是《新实用汉语课本》，在1000多所高校使用，
版权输出法、德、日、韩等多个国家。国外出版的《中文听说读写》（Cheng ＆ Tsui公司）在美国和北欧等英语国家使用较多，《汉语入门》（L'ASIATHEQUÈ-maison des
【摘 要】文章在对国际中文教材出版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国际中文教材出版存在的问题：数量可
观，质量参差，标准引领待加强；纸质是主流，融媒体化不足，转型迫在眉睫；通用型多，专门型少，结构待调整；不同语种注释型多，国别化、语别化少。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标准化是重要引领、资源化是发展方向、 多元化是迫切任务、国别化是主要方向四点建议。
【关 键 词】国际中文教育；国际中文教材；转型【作者单位】戴军明，商务印书馆。
【中图分类号】G23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ki45-1216/g2.2022.08.015
langues du monde）在法语国家使用较多。国内外出版机构已经开始着手国际中文教材的融媒体化研发和出版，如基于网络融媒体技术的《长城汉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汉语教学有声挂图》（商务印书馆）等。
总的来看，随着教育事业和学科的发展，国际中文教材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特别是21世纪以来，出版机构加大了对国际中文教材的研发出版，国际中文教材出版呈现系列化、国际化、市场化、多元化、立体化发展趋势，基本满足了来华留学生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海外对中文教材的需求，但真正符合海外中文教学需求的中文教材仍屈指可数。
二、国际中文教材出版存在的问题1．数量可观，质量参差，标准引领待加强从已有数据来看，无论是纸质教材还是数字教材，国际中文教材的数量都是比较可观的，但由于缺乏标准规范和整体规划，同质化现象严重，高质量、适用的教材并不多，精品教材更是凤毛麟角。此外，国际中文教材编写出版还存在跟风现象，有些教材虽然编撰者不同、出版机构不同，但教材理念、框架、内容、形式、教学方法等大同小异，导致低水平重复，多而不精。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造成教材编撰出版一拥而上，有的教材甚至不符合二语习得规律，忽视了科学性和规范性。“汉语教材出版蜂拥而上的现状，势必造成汉语教材出版的短期行为，为求数量和速度而忽视教材的质量，这样必然会制约汉语教材的良性发展。”［4］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教材的支撑，而高质量教材的研发出版则需要标准的引领和规范，因此，国际中文教材研发出版需在规模的基础上提质增效。
2．纸质是主流，融媒体化不足，转型迫在眉睫统计发现，纸质教材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优势明显。2
1世纪以来，多媒体加纸质教材发展迅猛，增长幅度大（详见表1）［5］。特别是进入融媒体时代后，教材融媒体化发展迅速，但总体而言，纸质教材仍然是现有教材的主流。但现有的融媒体化教材无论是教材种类还是媒体类型和媒体融合程度，都与真正意义上的融媒体出版尚存较大距离，远不能满足国际中文教育的需求，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过去，国际中文教育偏重通用汉语教学，因此通用型教材在国际中文教材中占绝对优势，而专业中文教材、业务/职业中文教材数量非常有限，很多领域还是空白。据统计，已出版的专业汉语教材仅占全部教材库教材的5.3%，其中商务汉语、旅游汉语两类最多，占专业教材中的76%。媒体、医学、体育、法律、交通、科技类教材非常少，分别只占其中的1%左右，其他专业汉语教材更是面临“没得选”甚至是“没有”的问题。［6］
随着中国及国际中文教育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来华学习非中文专业，世界各国对中文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专业化，单纯的语言教学已不能满足需求。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迫切需要既精通职业技术又精通中文的人才。在此背景下，专业中文教材和业务/职业中文教材等非通用型国际中文教材研发出版的市场价值不容小觑。4．不同语种注释型多，国别化、语别化少全球汉
语教材库的统计显示：单语种媒介语教材共5512册，占54.53%；汉语单语教材1761册，占31.95%；外语单语教材3751册，占68.05%；多语种媒介语教材4596册，占45.47%。其中，大部分是双语，数量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汉英、汉韩、汉日、汉泰、汉俄、汉法、汉越、汉西、汉德、汉印（印度尼西亚），少数为三语或以上，如汉韩日。据统计，20世纪我国只有16种媒介语教材，21世纪， 8种媒介语（英文、韩文、日文、法文、泰文、德文、越文和西文）教材出现了跨越式发展，原国家汉办主持出版的主干教材已出版发行80个语种［5］。
媒介语迅速增加，满足了不同语区中文学习的需求，促进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国际中文教材是国内研发出版的，对不同国别、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学习者特点考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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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即使是多语种媒介语教材，也存在“一版多本”现象，即这些教材使用一个共同的母本，主体基本一致，只是注释语言发生了变化。即使有的教材在翻译成不同语种时做了一些本土化、国别化、语别化方面的处理，但囿于母本编写本身的限制只能是“微调”，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的社会文化和当地人学习中文的特点、难点，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国别化、语别化，从而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不利于中文在当地的教学。
三、关于国际中文教材研发出版的思考1．标准化是重要引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 025-2021，以下简称《标准》）于2021年7月1日实施。该《标准》是国家语委首个面向外国中文学习者全面描绘评价学习者中文语言技能和水平的规范标准，不仅是国际中文教育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课程测试的重要参照，是中国国家级中文水平考试的主要命题依据，是编制国际中文教育常用字典、词典及计算机音节库、字库、词库和语法库的重要参照，也是各种中文教学与学习创新型评价的基础性依据，是“互联网+”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各种新模式、新平台构建的重要依据［7］。
无疑，《标准》的发布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当前和未来国际中文教材的研编和出版提供引领。国家相关机构应该在这一核心标准的基础上，研制发布相关的其他标准。如结合相关国家语言政策研制发布国别化中文教育标准，以指导引领国别化、区域化教材研发出版；结合相关行业或职业对人才的要求，研制发布相关行业或职业中文教育标准，以指导引领业务/职业中文教材研发出版。当前和未来，研发出版符合标准的多元化教材是必然趋势。2．资源化是发展方向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推动了出版形态的变革。融媒体时代，教材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孤立的课本或教科书，而是一体化、数字化的教学解决方案，是刺激学生学习和交际反应的刺激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现状，有学者提出“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概念，其中，教学资源建设是工程化实施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模块［8］。相关出版机构要突破传统的“课本”，以“工程化”为指导，站在教学资源的高度来进行国际中文教材研发出版。
从当前形势看，多媒体融合是必由之路。相关出版机构应以纸质教材为核心，融合信息技术与国际中文教育，构建多视角、多场景、多模态、多应用的数字资源，满足国际中文教育的新需求。从长远发展来看，融媒体化、资源化是国际中文教材研发出版的方向。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中文联盟”，在国际中文教育融媒体化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国际中文教材的融媒体化研发出版起到一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3．多元化是迫切任务
随着中国的市场吸引力与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文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随之而来的中文学习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不仅来华留学生越来越多，专业选择也越来越多元，专业汉语教材需求随之越来越大，海外中文学习呈现多样化趋势，面向特定国别、特定层次、特定学习体研发针对性的教材成为当前和未来的迫切任务。专门用途中文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专门用途中文教材是专门用途中文教育的重要保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要推动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就需要大量熟练使用中文和本国本民族语言的双语技术型人才。教育部明确指出：国际中文教育要不断优化全球布局，参与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鼓励国内职业教育机构、中资企业参与国际中文教育，促进职业技能与国际中文教育走出去融合发展，推动各国经济发展和民心相通［1］。因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文+职业技能”是国际中文教材的重要发展方向，相关出版机构应尽快联合高校、职业教育机构、中资企业等研发出
版面向“中文+职业技能”的专业中文教材、业务/职业中文教材。
4．国别化是主要方向
世界各国国情各异，教育体制也各不相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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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促进国际中文教育，特别是进入其国民教育体系，需要研发出版各类本土化和国别化教材，精准对接社会需求。国别化不是简单的不同语种翻译，而是要以学习者为中心，从中文教学的特点和国别、区域特点出发，充分研究目标国家或区域学习者的特点和语言学习规律，结合目标国家或区域的语言政策、教育制度、文化环境等，研发出版符合目标国家或区域学习者语言学习规律的国际中文教材。海内外多方联盟协作，合作研发出版是实现国际中文教材国别化、区域化的“捷径”。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组建中外编撰团队，保证教材内容的本土化；二是与所在国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合作，借助学院、课堂研发推广国际中文教材，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三是设立海外编辑部、经销处等，对海外市场进行充分研判、合理规划、科学布局，有针对性研发出版，构建海外渠道；四是与国际出版机构、所在国权威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借助其渠道优势推动中文教材进入所在国主流社会。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之所以在国际中文教育出版领域独领风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北美分社的创建、海外代理机构和经销商的设立等国际化措施。该分社开发了一大批适合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的教材和中华文化
读物，取得了很好的销售业绩和积极反馈，并首次让《HSK标准教程》等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物进入美国国民教育体系［9］。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国际中文教材研发出版国际化方面也有不俗表现，其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合作打造的大型国际中文教材《走遍中国》，被誉为“外研社国际合作出版最高水准汉语教材”，凭借优异的质量和不俗的销售成绩获得2009—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2011年度输出版优秀图书奖等荣誉［10］。这些成功的探索，为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国别化、区域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思路。
四、结语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中文传播平台、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和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创新发展绘制了蓝图、明确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国家层面要做好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加强宏观指导和引导，为国际中文教材的研发出版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等支持，推动国际中文教材高质量发展。
国际中文教材承载着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文本。研发出版高质量的国际中文教材，实现国际中文教材高质量走出去，是当代中国出版人的重要使命与责任。只有不断完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生态，积极开展以教材为核心的教学资源建设，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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