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公务员工资一览表摘要：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几经修改，以求实现公务员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事实上，公务员地区间收入差距自有其合理性存在的理由。利用公平理论来分析公平性收入差距及非公平性收入差距的表现形式，进而提出重塑公务员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观念，正视公平性收入差距存在的合理性，削减非公平性收入差距带来的危害性，保证地区间收入差距过程的公平性。
关键词：公务员；地区间收入差距；公平理论
随着中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公务员的收入也呈现出地区性差距的现象。自1989年公务员第一次工资增加算起，我国公务员工资前后做过6次调整，规范了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多次复杂的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是试图解决地区间公务员收入差距的问题，但如此单纯消减公务员地区间收入差距，却是对复杂劳动的无差异对待，违反了劳动收入分配的客观经济规律，忽视个体间的差异的同时，也忽视了客观规律下收入差距的合理化存在。
一、缘起：公平理论的引入
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斯塔希·亚当斯（John Stacey Adams）于1965年提出。该理论是研究人的动机和知觉关系的一种激励理论，他认为员工的激励程度来源于对自己和参照对象
的报酬和投入的比例的主观比较感觉，“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而且与人们对收入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付出的劳动代价及其所得到的
报酬与他人进行比较，并对公平与否做出判断”[1]。公平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点：
第一，要营造出具有公平感的组织环境。公务员系统是个庞大的组织体，体内部的成员难免进行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但这种基准的选择，需要考量体所在客观条件和事实依据，来营造具有公平感的组织环境。收入差距比例过大，会引起中下层人员的不满，助长高层人员的特权习气；但差距过小，会产生平均主义，缺少激励因素。
第二，公平是相对的。公平不是平均，是相对于比较对象的一种平衡。在公务员的整个系统内部，必然存在不同级别的收入水平，要承认这种差异是合理的，并且利用这种合理的不平等作为激励手段，促进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平均主义过于明显，不利于发挥公务员收入的激励作用。
第三，强调社会意义的公平。社会公平的核心是强调社会对个人收益的调节，标准是社会成员对调节后收入差别可承受度，它以经济公平为基础，同时又对经济公平进行必要的修正。所以从本质上说，这样的公平是更高层次的公平。
二、契机：公务员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公务员地区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关键是要厘清引起差距的具体原因，客观分析，对公平合理的原因引起的收入差距要容许其存在，并继续发挥它在公务员绩效考评的促进作用；对不公平、不合理的原因引起的收入差距要坚决予以纠正，杜绝不公平感的蔓延使公务员体内部环境失衡。
影响公务员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要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公务员的收入状况，地区的财政收入分配政策，当地的物价水平。
1、公务员的收入状况
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四个部分。基本工资包括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地区附加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岗位津贴等津贴以及住房、医疗等补贴、补助。
图表一为公务员收入水平的地区间比较，由表中可以看出地区间的公务员收入水平呈现明显的波峰和谷值。查询数据表①的数值发现，峰值是上海公务员收入值65919元；北京、江苏、天津、浙江等地的公务员收入略低，分布在50000-60000元之间，河北、江西、甘肃、吉林等地的公务员收入则略低，分布于25000-28000元之间。符合实际情况中体现出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收入会略高出同类职务级别的其他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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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支出水平
公务员工资是国家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公务员的劳动报酬，工资水平的高低要以购买力来衡量，直接受物价水平或生活指数影响。公务员收入的绝对值只是货币的一种存在形式，加入购买力的考量，体现出收入的相对值，对收入差距的客观比较提供科学合理依据。
通过分析图表二的数据，上海的消费值依然是峰值，为20992.35元，这说明，公务员收入较高的地区也是消费水平较高的地区，这样就将较高的绝对峰值的凸显消减下来，使同级别同职位不同地区的公务员的相对剥夺感降低，同样，消费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务员不会因为支出少而自我积累增加，因为支出的前提条件是保证收入的富足，因此在河北、江西等省份地区的公务员因为收入相对较少，支出同样也相对较低，从而导致最终的财富积累比例与峰值地区的比例无较明显差异，没有因为绝对值的不同影响其消费购买力水平。
3、财政收入分配比例
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企业和公民上缴国家的税赋，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政策直接影响财政收入水平，从
而也影响公务员工资收入差距的程度。国民收入可以划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类。积累基金主要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非生产性建设以及增加社会储备的那部分追加；消费基金是国民收入分配中用于个人生活消费和社会公共消费的那部分基金，两者是彼消此长的关系。国家如何划定两者的比例，直接影响到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
图表三显示的是各地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总值，通过两条折线的走向趋势可知，两条折线基本呈现相同的弯曲度和分布态势，各地区根据自身的财政收入状况来配比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涵盖了公务员收入中的津贴、补助等非工资性收入，财政收入较高的省份如江苏、广东等地，其财政支出也相对较高，收入与支出的百分比也较为接近。
1、灰收入导致的公务员收入差距
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中出现灰收入的几率较大，干部人事、行政审批、政府采购、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灰收入的隐患。“中国的´；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约20%-40%之间”[2]，就此可知，政府职位级别较高的公务员会凭借对信息的先行获知，利用各种渠道占有大量社会财富。我国社会已经开始呈现“权力资本化”和“权贵资本”现象，并成为导致公务员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后期生产资料双轨制，权力变为生产资本，仅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式管理的生产资料的双轨价格差，每年有700亿元人民币，按照10
%的灰收入比例来算大约有70亿元。2010年1200亿元，就意味着当年120亿元成为灰收入”[3]，这么庞大的数字，却极有可能集中在少数公务员手中，成为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原因。2、行政成本引起的公务员收入差距
我国的财政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不管财政如何增长，还是要被吃光花光。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2006 年的国防开支相近，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文章中曾做过这样的测算，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并认为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行政成本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这种弹性空间和自由支配的无形规则必然对行政成本的流向与使用的效率提出了质疑，也为公务员的收入差距提供了又一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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