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文东茅1
摘要:本文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以父亲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高考成绩、就读院校、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的影响,发现我国不同家庭背景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受教育结果均有明显差异。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影响发生的机制。
关键词:高等教育机会家庭背景就业
一、研究问题及方法
关于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对子女受教育机会以及个人发展的影响,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相关实证研究,其中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争议)的是美国1966年公布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该报告通过对美国3000多所学校、约65万学生和7万教师的相关数据分析,认为在诸多因素中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SES)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最大,而学校和教师特征则只有很小的影响[1];日本全国性的社会成层与社会流动调查显示,在分析父亲职业、父亲学历、本人学历、本人初职、本人现职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后发现,父亲的职业和学历对个人的教育成就和现职都具有巨大影响,并得出结论:“理应平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随出身阶层而异”[2];法国学者布尔迪约等分析了法国、波兰、匈牙利等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
同样发现各国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差异悬殊,“高级职员儿子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农业工人儿子的80倍,是工人儿子的40倍,是中级职员儿子的2倍”[3]。有学者将上述现象称为“社会再造”,并认为教育是复制和再造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使之合法化的最重要的工具[4]。在我国,关于家庭出身与教育机会分布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但已有的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始终对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我国教育机会在不同阶层子女间的分配也同样不均等,而且这种不均等的程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5]。
本文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关注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通过实证调查,较
一般高考成绩保留几年
1文东茅(1968-),湖南桃江人,教育学博士、副教授;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100871);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制度与政策、高等教育管理。
具体地描述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中的分布,为判别我国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提供依据;(2)通过分析家庭背景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进一步讨论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果公平”问题;(3)以实证调查为基础,探讨家庭背景对个人学业和就业影响的途径和机制。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所分析的本、专科毕业生有效样本为15222人2,分别来自北京、山东、广东、湖南、陕西、云南、广西等7个省(市、自治区)的34所高校,其中专科毕业生5345人,占35.1%,本科毕业
生9877人,占64.9%。该调查实施的时间在当年6月初,因此调查所反映的毕业生就业状况是指6月初的结果,起薪状况也是已经确定工作单位者在当时对自己月收入的估计,父母职业、学历等信息均由毕业生本人在调查中提供。
二、高校毕业生家庭背景的描述统计
“家庭背景”是一个含糊而且内涵宽泛的概念,不仅父母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数量和结构、家庭所在地、种族、民族等是家庭背景的组成部分,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户籍和家庭出身等也曾是判断家庭背景的重要依据,由于我国具有高度重视社会关系和家族意识的历史传统,因而祖父母甚至其它亲戚、朋友的社会经济状况都可以视为“家庭背景”的一部分。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其中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按大体上由高到低的顺序划分为以下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6]。报告认为这一分类综合考虑了不同体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并且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可操
2这次调查共有样本18722人,由于硕士生和博士生人数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几所高校,所以本文将不予分析;由于调查中云南省样本明显高于其他省市(云南5700人,其他省市一般不到3000人),为避
免因此而产生的抽样误差,在此根据研究设计仅选取了云南省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各3所,样本数为2944人。
作性。因此本研究参照这一分类,以毕业生父母的职业作为反映其家庭背景的主要指标。同时,由于受教育水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影响个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经济收入,因此本文也同时将毕业生父母的受教育状况作为反映其家庭背景的另一参考指标。
根据对2003年本专科毕业生的调查,这些学生家庭背景构成如下表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从绝对比例看,毕业生父母的职业为“农民”和“办事人员”者的比例最高,而“行政管理人员”(本调查中指处级或县乡科级以上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及“私营企业主”所占的绝对比例并不高。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社会各阶层的比例结构,则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估计,1999年我国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分别是2.1%、而被调查的毕业生中父亲和母亲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级或县乡科技以上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分别为10.9%和2.8%,将二者平均,则高校毕业生的父母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6.85%,明显高于全国总体比例;而毕业生的父母中农民的比例为36.15%,明显低于全国总体的比例(55.5%)。同样的比较可以看出,毕业生父母中各类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办事人员的相对比例高于全国整体水平,而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从业者的相对比例则明显较低。可见,从总体上看,较高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较多。
如果仅根据表1的数据,也可以认为全国2.1%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拥有6.85%的高等教育机会,而55.5%的农民子女则只拥有36.15%的高等教育机会,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5倍。当然,对这种说法的准确性还需要有所保留,因为从该表的数据也将可以看出得出,毕业生父母为“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的比例也高达17.5%,而全国“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的比例只有3.1%。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本次被调查者的父母年龄主要集中在45-55岁之间,这一年龄阶段人的社会阶层结构并不一定与全国社会阶层构成一致,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在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和市场竞争中处境不利,因而退休(包括提前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比例较高;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经历丰富、年富力强,他们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可能性自然也较大(尤其是那些在“”结束后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第二,在统
计口径上,本研究与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估算也有一定的差异,例如本研究将“离、退休”人员与“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归为一类,也导致该项比例偏高;
而社会学所的报告中对我国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比例的估计(3.1%)明显偏低,
导致二者在该项上差异悬殊。因而,要准确地计算我国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
育机会的相对比例,还需要更多数据的支持。尽管如此,表1的数据还是有助于
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中分布的大体趋势,并可为今后类似
的研究提供参照。
相对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这一指标则较少有歧义,显示的结果也更清晰。
根据本次调查,毕业生中父亲和母亲中接受过专科及以上教育的分别占26.5%、
13.4%,即高校毕业生的父母中分别有四分之一和六分之一的人接受过高等教
育;如果将研究生、本科、专科、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半文盲文化程度者的
受教育年限分别计为19、16、14、12、9、6、1年,那么这些毕业生父母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92年和8.94年。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25
岁至64岁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7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只有
5.0%[7]。可见,高校毕业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
从被调查毕业生家庭来源看,来自大中城市、县城、乡镇的分别占29.8%、25.7%、
11.2%,即来自城镇的合计占到三分之二,远远高于全国城镇人口比例(约30%),
而来自农村的只有33.4%。以上结果均说明,从总体上看,高校学生体的家庭
背景要明显好于全国总体水平。
表1  2003年本、专科毕业生父母的专业和学历分布(%)
职业分布学历层次
父亲母亲全国a父亲母亲
0.6 行政管理人员 10.9    2.8    2.1 研究生 1.8
5.1 各类经理人员    2.7    2.2    1.5 本科 12.5
私营企业主    4.1    2.6 0.6 专科 12.2
7.8 专业技术人员    5.8    4.6    5.1 高中或中专 30.6 25.0
25.7 办事人员 17.9 12.6    4.8 初中 25.4
24.9 个体工商人员 7.0    4.9    4.2 小学 14.8
商业服务人员    1.0    2.8 8.3 文盲半文盲 2.7 10.9
产业工人    5.9    4.9 14.8
农民 31.7 40.6 55.5
13.0 22.0    3.1
离退休、无业、失
业、半失业人员
a: 数据来源:陆学艺(2002),第44页表14。其中“商业服务人员”和“产业工人”中均不包含农民工,而“农
民”中则包括“农民工”。
三、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我国高等学校招生主要是依据高考成绩,不达到一定的录取分数线是很难
(尽管不是绝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那么,在此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较
高社会阶层或较高学历家庭子女在高校学生中相对比例较高的现象?本研究假
设如下:父母的社会阶层或学历层次越高,子女的高考成绩也越高,从而获得高
等教育的机会越大。
为验证这一假设,在此选取1999年参加高考者(即2003年的本科毕业生)
为对象3,分析家庭背景对其高考成绩和入学机会的影响。从直观的描述统计可
以看出,尽管都是本科毕业生,但家庭背景不同,当年的高考成绩并不一样,高
考成绩随父亲学历层次由高到低而递减。在以原始分为记分方式的样本组,父亲
具有研究生、本科、专科学历者的平均分分别为557、545、535分,而父亲为初
中、小学、文盲半文盲者的平均分则分别只有528、517、501分。在以标准分为
记分方式的样本组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结果,父亲为本科毕业者的平均分为666
3本次调查的专科毕业生主要在2001年参加高考,由于不同年份高考成绩不等值,故在此仅选择样本较
多的1999年参加高考的样本进行分析。严格地说,即使在同一年份,由于不同评分标准等不完全相同,其
分数也不完全等值,本文在分析时只考虑了同一年份不同省份采用原始分或标准分这一差别,而没有再进
一步考虑同一记分方式下分数的等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