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艺术
□冯烨/文
2022北京冬奥会在中国虎年春节如约开幕。历届奥运会开幕式均是主办国展现本国文化、彰显国家风采的契机，此次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亦然。作为一个在国际社会受高度关注的主办国，本次冬奥会开幕式毫无意外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度并引发了国内外观众的热烈讨论。本文旨在从文化符号学视角分析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的民族语言意识，以期窥得今日中国观世界之想。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如期开幕。依托近年来飞速发展的各大社交网络平台，作为家门口的冬奥受到了国内观众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张艺谋太懂中国人的浪漫了”“冬奥开幕审美真的绝了”等词条纷纷冲上热搜，这一现象正说明了本次冬奥开幕式的内容与形式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可，完美地展现了现今中国的形象，契合国家的国际诉求，浓缩地勾画了中华民族文化。在对开幕式解读的采访中，总导演张艺谋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一叶知秋”。“一叶知秋”是含蓄的，也是以小见大、富含哲理的。这一思想自千年中华文化延续而来，也贯穿着本届冬奥会的始终。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正是中华文化与冬奥文化碰撞的精彩产物，同时考虑其受众，在呈现上，采用了中华文化符号域、冬奥文化符号域、国际文化符号域中共有的符号系统，成为了一场国内外观众均可享受的盛会。
1 理论框架
本文以洛特曼提出的“符号域”概念作为分析的理论基础，语言意识的研究包含于其中[1]。“符号域”概念受“生物域”概念启迪，讲求其结果与前提统一的综合复杂性，即符号域本身是一个“包含各独立子系统在内的统一的母系统”（结果），也是“诸多子系统存在及发挥功能的前提和条件”（前提）。“所谓符号域，就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空间与时间是符号域的重要坐标。通过将拓扑空间、边界与位移引入文化描写，洛特曼成功建立了文化描写的元语言，即空间概念。借助符号域，洛特曼建立了文化元语言的统一模式系统，使得确立文化共相成为可能。符号域空间结构具有不对称性和边界性。前者是指内部空间结构与内部翻译流向系统不对称；后者是指边界将文化系统分割为性质各不相同的区域，它区分事物，也联系事物。边界同属两种文化或毗连的符号域[2]。
依照上述定义，同一民族的各种文化符号和文化文本存在和活动的空间就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域，符号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3]。相较传统文化研究重内涵的倾向，符号域研究更加注重文化的表达手段和形式，符号域也因此为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符号域视异质文化的平衡为语言文化的主线，认为跨文化交际的本质是文化意识的相互渗透[4]。
符号域是一个多层级的完整符号系统[3]，而文本作为文化符号学的核心，则是阐释符号域的性质及文化空间内意义生成机制的核心和基础[1]。“文本不再被理解为有稳定特征的静止的客体，而是作为一种
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时间功能”[1]，文本是文字作品或物质实体或一种行为方式。由此可见，洛特曼提出的符号域脱离了静态、封闭的结构主义，无限趋向于文化动态、开放的实质[3]。文化符号域中他文化文本可以有力地刺激或加速文化发展[4]。
文化符号学为新媒体时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5]，北京冬奥会则是中华文化非常规的符号文本，即多种
２７
文化艺术 ｜
符号和介质的合成文本[6]。其间能窥见的中华民族语言意识恰能反映现今中国观世界、观自身的机制与结果。以全新之我观全新之世界，这场文化盛事或将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又一风向标。
2 分析结果
2.1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是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域的浓缩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是中华文化符号域的一次浓缩，它集中选用了部分极具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符号系统，是一次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文化首先是符号，承载、传递着信息，而符号也因此成为信息
的物化形式。文化具有多语性[1]。文化符号可分为文化典籍、规制与器用[3]。而在此次冬奥会开幕式上，三种文化符号均得到了体现。本次冬奥会开幕式文化典籍类的文化符号相较2008年夏奥会未进行过多的单独展示，更多掺杂于其他其他文化符号中。《正逢立春时》节目中随附每一节气的诗歌与画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等谙熟中华文化的受众明了的图像符号[7]、成才与播种的独特联想，《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听觉符号[7]均为此类。而在《一起向未来》节目中，卷轴与音乐两种文化符号的交织传递的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心愿。“黄河之水天上来”，历时成冰，冰雪五环破冰而出，中国诗歌与成语化用于五环的呈现中，记录着中国古代对自然的思考。本次冬奥会开幕式恰逢立春，在开幕式倒计时上特别选用了24节气作为倒计时的载体，通过节气的倒数迎接冬奥会的开幕。24节气是中国古代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成果和智慧的结晶。此外，中国农历不同于世界上多数单一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的独有历法，是中国人民遵循至今的历法，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规制。本次开幕式恰逢中国农历的春节，与之相关的年俗亦在此节目中得到了展现。此外，在整个倒计时呈现中出现的赛龙舟（端午习俗）、打铁花（流于豫晋的民间焰火）、牛郎织女（七夕）等风俗亦属此类。这些承续至今的规制类文化符号生动展现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而器用类文化符号如长城、故宫、中国高铁、大兴机场、中国结、青花瓷、各民族服饰等，涵盖古代中国之奇与现代中国之变。在主火炬的呈现上，众多国家的雪花中国结共同组成了更大的火炬台，传递着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传世理念；微火成炬与中华文化“微火虽微，永恒绵长”的哲思一道发出了当代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努力向碳中和迈进的时代之声。开幕
式涵盖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域的三类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域的浓缩，生动展示了中华文化，传递了中国之声。
2.2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文化体对于同一文化概念通常具有不同的符号系统，符号系统的相似性越高，越易实现跨文化交际。在跨文化符号传递中，解释是一种社会行为，双方通过向对方的探究社靠拢，才能获得正确解释[8]。为更好实现跨文化交际，成功输出母文化，母文化体应根据时代背景、其他文化体的社会环境、文化因素等适当调适母文化的部分符号系统[9]，用其他文化体更易于接受的符号传播母文化，同时要保有母文化符号系统中极具自身文化特征的部分，使文化元素的呈现更具“目的性”[10]。一场成功的冬奥会开幕式必定是一场主办国母文化与参与国他文化及冬奥文化碰撞、展现的盛事。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运用歌曲、舞蹈等“无国界”的文化符号沟通中外。《我和我的祖国》旋律悠扬，情感“静水流深”；管弦乐版的《歌唱祖国》节奏鲜明，听之使人振奋；属于全人类的19首世界名曲更是消解了“音乐国界”。引导员们的舞蹈基于全人类共有的肢体动作符号，她们旋转、移动共同拼就更大的雪花，使非母文化的观众得以理解其情绪表达与动作意图，传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格局。而贯穿全场的双语（母文化自然语与他文化通用语）使用也直接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提供条件。在现有共同符号基础上仍无法完全使他文化体理解母文化时，自然语之间的直接翻译可以极大程度破除文化壁垒。同时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运用五环、和
平鸽、橄榄枝、火炬、雪花等冬奥文化符号作为中国冬奥的基石，运用人工智能与实时渲染等科技，传递了中国绿、共享、开放、廉洁的冬奥理念。同时此次的开幕式根据新的时代背景作了部分符号系统上的调适。此次跨文化交际相较2008年夏
２８
｜ 文化艺术
奥会的时代背景已大有不同。中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在十三年半间显著提高，同时由于夏奥会开幕式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及其后续带来的极大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因而冬奥会开幕式在文化符号的选择上相应地减少了传统文化符号，侧重呈现了当今中国优秀文化符号，同时在传统文化符号的呈现上也更多展现了夏奥会开幕式尚未展现的文化符号。
2.3 中华民族文化是动态的、开放的
北京冬奥会自身便是中华民族动态、开放的最好说明。中华文化符号域同一般符号域一样具有不对称性，表现在符号域的内部空间结构中便是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特质差别。但是符号域自身是动态变化的，其中心与边缘区域并非绝对[2]41。冰雪文化相较主流的中华文化及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文化心
理结构而言，属于边缘区域。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带动了中国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冰雪文化以极其强势的姿态闯入中华文化体的视野，其自身亦逐渐自边缘区域向中心区域移动。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多语性决定了中华文化符号域内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和文本的多语性[11]，也决定了语言意识的动态性和多样性的生成机制，促进了对意义动态性和多样性的生成机制的认识[1]，也决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动态、开放的特征。这一特征在这座双奥之城夏奥开幕式与冬奥开幕式的对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两届奥运开幕式中文化文本的变化，带来了符号域、民族语言意识的变化。当今中国的崭新文化符号、立足时代的更新理念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动态开放的最好证明。中华民族语言意识作为认知他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手段，已然从“各文化异彩纷呈，母文化不遑多让”转变为“各文化各有其、和合共生”。不论是《让世界充满爱》节目中象征团结的中国结飘带，还是引导员们将小雪花们构建成大雪花的舞蹈；不论是“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口号，还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无一不彰显了中华民族语言意识的动态发展。未来的中华民族文化仍将以符号域间的壁障为始，与他文化碰撞、共生，以更新的认知机制获得更新的认知结果。
3 结语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作为近月国内外观众热议的“茶余饭后”，是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域的浓缩，也是一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生动地展示了动态开放的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语言意识，揭示了当今中国观世界之想，亦是洛特曼符号域理论的一次遥远例证。■
引用
[1] 刘宏.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语言意识研究[J].俄罗斯
文艺,2015(1):140-146.
[2] 郑文东.符号域的空间结构——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研究视
角[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39-42+81.
[3] 郑文东.符号域：民族文化的载体——洛特曼符号域概念
的解读[J].中国俄语教学,2005(4):52-55.
[4] 王铭玉.符号的模式化系统与符号域——洛特曼符号学思
想研究[J].俄罗斯文艺,2011(3):103-108.
[5] 李泉.跨文化符号学：新传媒时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方法
与新领域[J].符号与传媒,2018(1):214-226.
[6] 陈子娟.翻译符号学视域下中国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
以纪录片《孔子》国际版为例[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6(5):68-72.
[7] 吉盛杰.符号学视域下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研究——以《走
近大凉山》为例[J].视听,2022(1):110-112.
[8] 简耀.试论跨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符号、语境与解释[J].岳
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4(4):87-92.
[9] 何随贤.青春版《牡丹亭》在英国演出成功原因的分析——
一种跨文化符号学的视角[J].咸宁学院学报,2011,31(11):53-
55.
[10] 张鹏.跨文化视域下中西动画电影的符号学解析——以
《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冰雪奇缘》为例[J].东南传播,2020(4):52-54.
[11] 康澄.洛特曼语言观的嬗变及其意义[J].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学报,2007(3):18-22.
作者简介：冯烨（1998—），女，浙江宁波人，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２９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