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重理轻文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比如上海，重点中学的重点班级，都被称为“理科班”。我们大同的理科班，今年出了一名高考理科状元，一名全国数学联赛一等奖得主，其余各项竞赛得奖者不计其数。就是在这样一个班级中我度过了从12岁到17岁，很压抑的六年时光。理科成绩不好，文科上的才华得不到学校的重视，家长也不支持。
    桂林人事考试中心网小时候，爸爸告诉我说，汉武帝手下有位重臣叫朱买臣，发迹前是个樵夫，打柴的时候身边总放着几卷书，闲来就看两眼。人家笑他，“你既然有读书上进之心，就该好好坐下来研习学问，奈何放不下打柴的营生？”朱买臣道，“打柴为求生存，读书为求发展，无有生存，哪得发展？”后来在许多无计持家的寒门苦吟之世纷纷贫病而死的时候，朱买臣顺利地走上了仕途。爸爸说，数学是打柴，不管你不喜欢，都要好好干。一个连眼下的生计都没法保障的人是没有将来的。于是我努力地做着海淀名题万题选，砍了十年的柴。
然而读书和写作（事实上是，看杂书和写给我自己一个人看的日记），对我而言，是极大的诱惑。即使是在期末考试的那几天里，我也会忍不住每天挤出一点时间读点诗词小说，抽张白纸出来乱写两句心得。一面怀着淡淡的满足感，一面深觉有负师长的栽培，惶恐愧疚不能自己。
    六年中，除了初三末的一段，我的成绩，一直只能够维持自己不被理科班驱逐出来。初三末的时候我的成绩不错，排名总在十名之内，数学还考过第一，于是四月份的时候就被提前直升了。可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不知怎么，我有了比较严重的失眠症状。
    高一高二两年，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晚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筋疲力尽。开始总是撑着，努力地去听老师讲什么，机械地抄笔记。撑不住了，就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睡大觉。以后又开始逃课，老是求父母请假条骗学校说我在发烧，躲在家里混一天。那时侯很怕见人，父母以外的一切人。在学校的时候，不和同学说笑，我记得自己总是拥着很厚的深蓝棉衣，捧着一只保温杯穿过狭长的，光线很弱的走廊去倒开水，吃药片。那两年中四季好似停止了轮回，只剩下永无止境的冬天。逃学在家，便拔掉电话线，锁上铁门，把窗关严，拉上密不透风的线绒帘子，开一盏小小的暗暗的灯，在微黄的光晕里看被我翻烂了《水浒》和《红楼梦》。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觉得特别安全，心里静定得很。
    总是站在很冷的风里自伤自怜，一见很小的事情都能让我忧愁欲死。父母考虑要不要让我休学，然而终于没有这个勇气。他们是没有能力保障我的未来的。当时正是新概念大红大紫的时候，韩寒的退学让我欣羡不已。我借来一本第一届的获奖作品选，预备照着样写
一篇。以便得了奖好退学。第一届我最喜欢的是南模的一位同学的《斑斓一季》，可是我写不出来这样阳光灿烂的文字。那时候，因为我的不争气，我们全家的天下，都是阴云密布，冰封雪阻。高一一年我什么也没有写出来。高二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精工细作了一篇《貂蝉》，得了第四届的一等奖。风格上借鉴了张爱玲的《霸王别姬》，不过当然没有她写得好。后来我的文章，不是取材与历史就是写书评，读后感。实在是因为现实中的经历不愿回首。何况写出来，也很像矫情做作。
    得奖之后，学校终于知道大同还有我这么个人在。同学开始打听我，老师和校领导来关怀慰问我了，校报向我约稿。我知道风俗所尚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这个世界上，想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首先自己要是个强者。我与生俱来就有很强的自卑感，怕见人。一下子却有那么多纷繁的人事向我袭来，觉得不胜惶恐，依然不好。
我在案头贴了“是非成败不问，浓淡冷暖自知”的条幅。我幻想能够写出一本书，名字要叫《潮打空城》。因为觉得自己被封闭在与世隔绝的天地里，只有独处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生的喜悦和满足。心海潮涌，惟我聆听。我幻想这本书能够畅销，最好为我赚个十万八万，我带着这笔钱，在某个城乡的小镇，租一间小小的平房，一个人过上三年五载。像我在高
三的随笔中写的那样。“将来，我要有属于我一个人的空间。我会把它筑成一个温暖的鸟巢。没有床，大的床垫放在地上，我成日坐在云淡风清的落地窗旁边看书。屋顶是斜的，低而矮。有天窗。月光会洒下来一片。下雨的时候，滴滴答答敲打着青白的玻璃。录音机里不断放着enya的歌。或者古琴，我百听不厌的平沙落雁。在阳光灿烂的好日子里我放京剧，诸葛亮在唱空城计。也或者是昆曲，杜丽娘唱，似水流年啊……”
  《儒林外史》里有位荆先生，一个裁缝，却弹得好琴。人家说他，你既有如此雅志，就该弃了这卑下之职，结交两个读书的相公，上进上进。他说，我每天做完了本分的工作，吃饱了饭，想弹几段琴，写两笔字，又不看人家脸，又不羡人富贵，多是逍遥自在！这个人是我理想中的君子。以淡薄自持，不求闻达。是自己喜欢的日子，过得一天，也可抵十年尘梦。然而写书毕竟是甚为浩大的工程。我是疏懒成性的。体力和毅力都限制着我没能把幻想付诸实践。
    后来就到了高三，转文科班。中国历史上，凡是北军南下，往往势如破竹，南军北上则难如登天。文理之分，意同南北。以我之不肖，一到文科班，数学便考了第一名，实在是自己也想不到的。同绝大多数的学生比较起来，我的高三是相当适意的。期中考试过后，
还能有雅兴拉了同学骑车横穿半个上海去桂林公园看桂花。星期五的下午，我们也常常骑车到浦江边上，摆渡过去又摆渡过来，看一轮落日为江水披上碎金，颠三倒四地背两句“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那时侯我总是喜欢穿宽大的衣服，走起路来腋下生风的。每周写两三篇议论文，写得顺手，真是有点“日试千言，倚马可待”的样子，又喜用排比，渲染出一点气韵磅礴，势逼千古的氛围。因为不合时宜，文章的分数总是很惨淡的，只有我们语文老师很欣赏，总是打印出来大声宣读，惹得一班同学都来学。青年报写过我的专访，引我最好的朋友的话，“张思静不善交际，可是很有人缘，大家觉得她很亲切，很有趣，平常总是穿宽松的格子衬衫和牛仔裤。很逍遥自在的样子。”
    也许外相确实仿佛如此，然而事实上我知道不是这样的。依然排脱不开伴随了我整个少年时代的自卑和犹豫，总是没有安全感，对未来怀着很深的恐惧。我在自己的日记里读到了这样的句子，“未来是一个蒙着面纱的不可触摸的女子，卓越而危险。”“我的未来像天堂，很灿烂，可是很遥远，很渺茫。”
    我想考北大，是因为想离开上海，换一个环境，或能别开生面。那时侯，我每天都幻想着一个人在未名湖边攀枝折柳，华北平原夹带着黄沙的北风浩浩拂面。为了进北大，我在
课业紧张的高三挤出时间来赶了篇文章参加新概念的比赛，在“非典”肆虐的时候跑去北京参加自主招生考，在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人心惶惶的时候放弃了复旦可能的一本调挡线资格。
    进了北大之后，生活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充满了孤独的，流浪的美。北大有极其宽松的学习氛围，然而缺少高效的管理体制，人生地不熟的新生，一切琐事皆要自己处理，没有师长可以询问。我初来的时候，到处乱闯，办各种手续，每天跑得脚要断掉，局面依然混乱。丢车，丢钥匙，选修课一节都没选上。（北大选课网络是在午夜12点开通，而计算机中心12点正关门，新生没有电脑，一个没选上。）然而最主要的是，离开原来的环境以后，我依然没有能够一个人。只是从一堆人中换到了另一堆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