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高考历史务必背会的21个历史结论
（干货）
结论一：宗法制、分封制、礼乐制的内涵及关系
1.权力分配：分封制一政治生活等级化一天下归周。
2.权力继承：宗法制一家族生活政治化一天下归宗。
3.权力认同：礼乐制一等级观念生活化一天下归心。
宗法制是内核，分封制是宗法制的政治表现，礼乐制是维护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工具。
结论二：宗法制、分封制瓦解的体现
1.小宗上升发展，大宗沉沦下降。主要表现在天子地位下降，诸侯国互相兼并，贵族没落、平民崛起。
2.传统的世卿世禄制被打破。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尚贤思想流行，人才流动较为频繁，出现许多布衣卿相。各国盛行养士之风，用人唯才，打破了宗法血缘限制。
3.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逐渐流行，有计划地打压奴隶主贵族（如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等），以定额的俸禄代替土地分封，分封阶层向编户齐民转变等。
结论三：古代中国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两种主要方式
1.任用身边的亲信近臣，形成决策核心。如：西汉武帝时设立中朝、东汉时设尚书台（东汉光武帝时成为中枢机构）等。
2.令多人共行“宰相”之职，相互牵制。如：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宋朝的二府三司制等。
结论四：汉朝政治的突出特
1.布衣将相：西汉开国授官将相的诸臣，绝大多数“起自布衣”，这是削弱贵族势力的必然产物。
2.重视母族亲属关系。
3.儒士受到重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士受到重用，几乎垄断了汉代官僚体系。
4.地方势力强大：汉初，王国是中央集权的主要威胁。王国问题解决后，豪强地主逐渐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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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中孕育着统一的因素
1.百姓渴望统一，统一为民心所向。
2.各政权的统治者为维系统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
3.北民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为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
4.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他们与迁入地居民通婚，各民族间联系更加密切，出现民族交融局面，各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为统一奠定民族和文化基础。
5.曾出现过局部统一的局面，如前秦、北魏、北周等。这是走向统一的重要步骤。
6.儒家文化重视大一统，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倾向于用儒家文化治国，具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成了文化认同。
结论六：两宋时期科举制的进一步完善
1.“取士不问家世”。严厉清除科举制中的荐举因素，严格管控官僚世家子弟的考试。
2.严格考试制度。考场布置、进场搜身、锁闭考场、试卷糊名、试卷重新誉录等制度，都在两宋创立
或加强，保障了考试的公平性。
3.考试程序与内容的变革。两宋创立殿试制，形成了州、省、殿三级考试，形成了三年一考的考试周期，以经义取代诗赋，注重真才实学。
结论七：募兵制的影响是双重的
积极影响：
1.募兵制下，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这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有助于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2.宋代实行灾年招募流民和饥民为兵的养兵制度，一经应募，终身为伍。这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保证军队人员的稳定性。
消极影响：
1.募兵制下，士兵以当兵为职业，将领长期统率一支军队，兵将之间有了隶属关系，易导致军阀的形成；
2.随着募兵数量的增加，巨额的军费开支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税役负担。
结论八：元政府为控驭行省实行的4项重要举措
1.在行省内部实行官圆署和种族交参制。行省内实行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每个行省内不同民族的官员交参任用，以形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之势。
2.行省辖区内的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等机构的官吏仍然接受朝廷吏部或枢密院的任用、迁调、考课等管理。
3.实施以行省为重点的地方监察。
4.在行省区划上形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格局。
结论九：晚清外交体制的转型
1.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演变始于战争后“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实际上负责管理五处通商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具有外交性质的职务，但清政府的“蛮夷” 观念并没有改变。
2.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后来又设置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负责通商口岸的涉外通商事务。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重大进步。
3.1901年外务部的设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正式确立。它取消了外交过程中的传统礼仪手续，建立了领事制度，厘定了派外使节的职制，制定了外交规章，重视职业外交官的培养等
结论十：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
1.战争-民族意识的萌发。战争的惨败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转变观念，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反对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
2.甲午中日战争-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族意识不断强化。
3.五四运动-民族意识的升华。五四运动是一次全民族共同参与的反帝爱国运动，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要求“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民族意识得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