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几个理解误区
刘 须 宽
提 要：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观、正义观和文明观。越是
“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越是要看清“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两
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中理解“机遇”与“挑战”。以历史观视野谨慎研判大变局的背景、
以大局观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突出问题、以角观洞悉全球的力量分化、以正义观
重建国际秩序，以文明交融的大格局观构建人类未来美好发展模式，谨防学术界、理
论界和部分领导干部在大变局的冲击下，陷入“定局化”“两种道路斗争尖锐化”“中
国控局化”“理解变局狭隘化”“抽离文化与历史的浅表化”等错误倾向，既干扰中央
决策，又造成于我不利的舆论局面。
关键词：大变局 定局论 控局论 冲突论 认知误区
作者刘须宽，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研究室主
任，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 100732）。
在“变易”的世界洞悉趋势，并最大限度掌控“变易”，追求社会发展的“确定性”，是一个成熟治理模式行稳致远的重大政治任务。马克思主义者信奉的是“有常”，不是佛家的“无常”，寻并掌控自己命运的主动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职责所在。党中央做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大变局”）的重大判断，这个“大变局”中蕴含的机遇可谓是“千年等一回”，风险与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研究透视“大变局”，必须破除以下几种思维定势，充分认知中国在大变局中所扮演的角，最大限度地顺应历史大势、适度引领形势、谋求政治优势与掌控发展趋势。
一、将大变局“定局化”
于自然时间而言，“前一个百年”与“后一个百年”没有区别，在“百年”的自然时间之后加上“未有之大变局”，则是“社会时间”赋予自然时间以新内涵，“大变局”就是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叠加的
结果，这既是唯物史观的判断，也是有建构余地的战略判断，体现了时间不可逆的“客观性”与增进特定时间段内容丰富性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人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这就
是以主体的建构能力用“空间”的丰富性弥补时间的“有限性”。“变局”的核心就在于“变化”，“大变局”则意味着“变化”会超出常规，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掌控确定性，往往意味着与更多的不确定性的战斗，我们不能将“大变局”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的“变”理解为确定的“不变”。
第一，不能把“进行时”和“将来时”理解为“过去时”。“为道屡迁，变动不居”，“这个‘变局’现在还只是一个开局状态，距离大幅度的正局和最后的结局还有不少距离”①。处在“在世界旧格局未解体而新格局未形成之间的中间阶段”②，对于未来，这个变局还很难描述清楚，“未来似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③。我们务必清楚，“很多时候，‘变化’是一种进行时的状态，未必是完成时的结果，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逆转”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⑤ 中美作为影响世界大变局走势的两个核心要素，两国之间会不会有局部军事冲突的热战、意识形态较量的冷战、脱钩与挂钩交替的贸易战都有待观察，但美国想让中国像当年日本在半导体产业上的妥协那样屈服于美国霸权，则是痴人说梦。和平发展主题没有变，并不意味着确定不变，经济向好态势没有变，也不意味着不会出现“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多极化态势没有变，更不是毫无悬念的多极化自然实现。
第二，变局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大。大变局是“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⑥。“最具革命性”体现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推动力越强，阻力就越大。大变局不仅不是定局，而且还是对定局最大的否定，
在未来的历史时空中，基于已有的力量积攒与变化，未来国家间权力再分配会加速推进，国际权力结构调整将是“大变局”主要特征。同时“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⑦。“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⑧
第三，本次“大变局”的“当量”是历史之最，实现难度也将是历史之最。世界“大变局”显著特征是，一部分国家崛起与另一部分国家的衰落，而这次可能是“新兴经济体的体性崛起”。历史地看，１８世纪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人口仅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１９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市”的崛起；２０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崛起，人口是亿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但２１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人口则是十亿级，伟大进展创造出来的影响“吨量”，相较于过去，无
① 黄建钢：《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方略》，《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② 任剑涛、郭台辉、杨阳、邓曦泽、郭忠华、谈火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科学汇思（笔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③ 张蕴岭：《“百年大变局”，变的是什么》，《世界知识》，2020年第9期。
④ 王文：《500年? 400年? 300年? 200年? 100年?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
⑤⑦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5、428、2页。
⑥ 何成：《全面认识和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光明日报》2020年1月3日。
异于与之别，而带来的治理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①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意味着要把１４亿人口带入现代化强国之列，当前世界发达国家人口加起来也就是１０亿左右，这个难度有多大可以想象，再加上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现代化之路，“大变局”之变化波诡云谲、气象万千、此消彼长的较量也将是历史之最。与之相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没有一个当量不是数倍于历史上的大变局，这恰恰是中央判断的“光明前景”与“严峻挑战”两种趋势同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与“重大风险期”交叠的原因，这是构成中国特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显著特征。
二、将两种道路斗争尖锐化
尽管世界发展出现了“社升资降”的特征，但整体上“资强社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大变局是全球所有国家参与的事关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数字革命等复杂而伟大的进程，不是以中美两种制度和两种道路较量为主要表征，目前的社会主义依然处于低潮向高潮的过渡发展中，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的整
体性威胁。尽管从世界史发展的必然进程看，两种制度的较量依然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之争说到底是体制之争，但中美两国１７亿多人口竞争与合作不能代表全球近７６亿人口在大变局中的广泛而深刻巨变。
第一，夸大“大变局”的意识形态划界将落入美国人制造的新冷战陷阱。这场变局可能伴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之变、世界政治格局之变、科技与产业之变、全球治理之变，伴随着社会主义的代表中国之变和资本主义的代表美国之变，也伴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变，就变化的国家数量而言，依然是以资本主义世界为主体，无论是当量还是人口数量，都形不成两种道路争夺的压倒性态势。美国政要善于以“意识形态”划界强调中美差别、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制度差别，以“非此即彼、非胜即败”的形而上学思维，主张“资本主义主要经济体联合起来对抗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甚至煽动要进行一场“全面较量”。美国总统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认为：“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２５年或３０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霸主将是他们。”② 尽管“越来越多人相信中美冷战已经开始”③，基辛格也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在全世界踩到对方的脚趾头”④，中国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不是“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中美两国能否跳出大国竞争‘零和博弈’的历史怪圈，是‘大变局’时代对两国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验”⑤。在未来很长的周期内，中美在意识形态上彼此无法取缔对方、统一对方，美方强化意识形态的差别是别有用心。正如当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
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⑥ 两国要懂得，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各自盟国内部炫耀彼此互不相容、绝对对峙的意识形态及其不可争
① 王文：《500年? 400年? 300年? 200年? 100年?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
② [美]艾伦·格林斯潘：《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束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408页。
③ 郑永年：《中美关系会糟糕到什么程度》，《联合早报》2020年1月14日。
④ [美]基辛格：《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的山脚”，热战若爆发将比一战严重》，《联合早报》2019年11月23日。
⑤ 郑永年：《大变局中的大国关系新趋势》，《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7期。
⑥ 《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议的霸主地位”①，结果是彼此都有损伤。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新时代的世界应有更大的格局，要有太平洋一样宽广的胸怀，太平洋足够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国。
第二，中国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世界公正秩序的推动者。中国的努力不是要破坏规则，而是要尽可能地修正、确立更加公平公正的规则，广大新兴经济体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合理诉求，那些过去因弱小而惨遭硬性强加的利益盘剥、承载污染企业转移的状况必须改变。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３０％的动力源、为建立世界共赢贸易秩序努力奔波、为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与医疗卫生事业积极行动、为世界技术变革与创新不断注入力量、为国际金融合作积极协调、为世界共享发展积极斡旋。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体现大家“共治”，而不是个别国家或少数发达国家“主治”，全球治理体系的重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既不是少数国家“煽动”的结果，也不是个别霸权国家我行我素、任意妄为就可以左右的。
第三，中国期待大变局之后建立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②，“今日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③，中国历来主张“好战必亡”，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依旧秉承“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路径。④ 始终保持战略耐心和战略克制与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交往，从到习近平，历任中国主要领导人均明确且反复重申：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⑥。也指出：“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
国家了。”⑦“我们不认可‘国强必霸’的逻辑”⑧，“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⑨。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重申：我们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我们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⑩ 全球资源短缺、生态危机、气候问题、能源危机、自然灾害、工业污染等问题，更加把人类命运捆绑在一起，面对命运与共的未来局面，非采用全球合作治理不可，除了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别无他路。
① [德]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孟钟捷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②⑩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
③ 项久雨：《论中国崛起的文明特质与世界意义》，《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5期。
④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436页。
⑤ 《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⑥ 《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⑦ 《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页。
三、对中国掌控大变局盲目乐观化
没有“大格局”就看不清“大变局”，没有“乱局”之忧则无“破局”之法。中央多次敲响警钟，致力于更伟大事业的政党既不能陶醉于已有的成绩，更不能轻视面临的问题，我们要自信但不要自负，站到历史必然性和道义制高点上认识大变局，不等于就能站在当下全球的制高点上左右大变局，切记战略上的乐观不等于战术上的胜利，骄傲与大意、不慎重与不理智、歇歇脚与喘口气，都可能使中国成为“大变局”骄人业绩的“分母”或成本承担者，“成为中国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羁绊”①。客观看待于我有利的条件是什么，于我不利的因素有哪些，比单纯乐观有意义。大变局的趋势刚露出“冰山一角”，更大不确定性还藏在深处。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警醒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乐观心态要有，必胜决心也要有，应对手段更要有。换言之，既要有新时代的中国对自身的认识的“战略自信”，也要有对世界的认识的“战略忧虑”，还有要影响大变局的“战略部署”，并牢记尤瓦尔的警告：“永远不应低估人类的愚蠢。”②
第一，西方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有专家人认为：“西方长达数十年的对世
界事务的统治正在接近尾声”，“东方文明在５００年后重新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位置，而中国正在扮演领头羊的角”。③“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了世界格局。”④“崛起的中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自变量，也是全球化的‘定海神针’。”⑤ 专家们在做类似的判断时，他们也依然清晰地看到在西方自由主义原则下建立的“国际秩序并没有解体”，有人说资本主义是成熟的老虎，社会主义是稚嫩的兔子。“怎么才能使社会主义这只兔子不被资本主义这只老虎吃掉？只能发挥社会主义的整体灵活性。”⑥“灵活的兔子”和“领头羊”是否会遭遇另一头狮子所率领的“狼”，犹未可知。但我们清楚的是，１６４８年开始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依然是世界秩序体系的主流力量，金本位的布雷森顿货币体系让位于“石油美元”协议，它确立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依然坚定。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８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⑦，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２日，恩格斯在给弟弟海尔曼的信中写道：“在不掺杂任何投机的普通日常业务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国家，是唯一还能干出‘好活’的国家。”⑧ 目前，西方开始走下坡路了，但还是穷途末路，资产阶级既然能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证明其依然有存在的必然性。既然当今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我们也不必急着做世界的教师爷，“认为别国不再有值得学习之处，我们可以输出模式、教育别人了”⑨。“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依然要辩证分析。
① 任晶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5期。
两个一百年指的是什么② Yuval Noah Harari,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Canad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2018,p.182.
③ 王文：《500年? 400年? 300年? 200年? 100年?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
④ 秦亚青、宋德星、张燕生、张晓通、朱锋、鲁传颖：《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展望》，2020年第1期。
⑤ 金灿荣：《以深沉定力应对大变局》，《中国纪检监察》，2020年第11期。
⑥ 黄建钢：《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方略》，《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⑦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56页。
⑨ 张新宁：《把握百年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需要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成果述评》，《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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