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
——对武汉大学建校年代及相关校史问题的沉重反思
吴骁
湖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03年，武汉大学举行了隆重的110周年校庆。这是武汉大学自2000年四校合并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校庆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反响。然而，在这次校庆期间，互联网上却出现了大量质疑与反对的声音（据笔者当时观察，主要来自素以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自居的天津大学与建校年代紧随其后的西安交大、上海交大的学生和校友），不少网友纷纷质疑武汉大学并没有110年的历史，更不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有些质问的声音甚至还伴随着缺乏基本人格修养的恶毒攻击与谩骂。而更糟糕的是，面对各种指责，武汉大学的学生和校友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被各种强烈的质疑弄得狼狈不堪，舆论形势极为不利。当时，本人正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读研究生二年级，见到母校声誉遭受如此羞辱，实在忍无可忍，便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发布在互联网上，为武大的校史追溯问题进行辩护（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都很容易到）。是时，我对武汉大学校史的了解尚处于入门阶段，这篇文章也基本上代表了我当时对本校校史的认知水平。文章发表后，可以说迅速扭转了互联网上对武大极其不利的舆论局面，质疑的声音虽然并没有完全消散，但至少也减弱了很多，甚至还起到了让天津大学的少数校友也开始对本校校史进行反思的效果。事后，还有武汉大学的校友专门给我写信，称我的文章澄清了其心中长
期存在的疑惑，并使其对母校校史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和信心。这样看来，我这篇文章的传播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自从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武大工作，开始长期从事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之后，随着自己对本校校史的研究和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对自己当年所抱持的某些观点竟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我逐渐认识到，我过去在武汉大学校史追溯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在史料掌握极不充分、同时又受到自己“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与片面、狭隘的爱校情结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下而得出的，在我个人所慢慢发掘到的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面前，正一点一点地失去了立足之地。九年过后，时至当下，我已经完全站在了自己过去所持观点的对立面上。我现在的观点是——武汉大学将本校校史延长并追溯至1893年的观点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胜于雄辩，大量的历史证据充分证明，武汉大学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13年！九年前，我因不忍母校受辱，而愤起为之声辩，可如今我却发现，近20年来，武汉大学在校史问题上所蒙受的各种非难与羞辱，
完全是“自取其辱
．．．．”！
谁都知道，一个人要彻底否定自己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些年来，我还是非常艰难地迈出并且走完了这一步。在经历了长期、痛苦的自我怀疑及否定的心路历程之后，本人现在已完全克服了个人颜面、爱校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完全能够做到客观、中立、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地看待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与建校年代这一严肃的学术问题。而我之所以能最终做到这一点，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在学术研究中所
信奉的两条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一是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
．．．．．
吾更爱真理
．．．．”的精辟阐释——．．．．．”，二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对何谓“科学精神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将前者略加改动，那便成了——“吾爱吾校，吾更爱
真理
．．！”诚然，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利害”关系，是每个人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
问题。“只问是非”、一心追求真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具体而言，对本校校史提出强烈的质疑，会得罪多少各级领导和同行前辈学者？会不可避免地伤害多少师生校友的感情？又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厄运？要说我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心理顾虑和负担，那是假话，然而，所有的担心与疑惧，一旦遇上了这两条崇高的价值理念，都不过是浮云罢了！
言归正传，我首先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便是——
一、所谓“百年名校”，不过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虚幻泡影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武汉大学一直非常明确地以1913年作为自己的建校年代。1963、1978、1983和1988年，武汉大学分别举行了建校50、65、70和75周年校庆。直到1991－1992年，学校还在为即将到来的80周年校庆开展各种筹备工作。孰料到了1992年底，武汉大学却突然宣布，要在次年举办百年校庆！消息传出后，全国的高等教育界及教育史学界一片哗然。据著名教
育史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先生回忆，对于武汉大学的百年校庆，“教育学
．．．
界大多数人还是不认可的
．．．．．．．．．．．。矛盾的是，它在1983年举行了70周年校庆，过了10年，怎么变成一百周年而不是80周年校庆？所以还是很值得质疑的。他们也曾经写过一个论证报告，论证校史应该从1893湖北自强学堂开始算起，因为两者校址一样。但据此就说二者是同一所学校有点牵强。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难以接受，教育部也没有具体部门管理校史或校庆事宜，只好交给专家论证。单看武大提供的资料，可能会觉得论证报告头头是道，但如果知道其他相关教育史资料，则其论证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1993年国庆节前后，德高望重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倡建者和奠基人、厦
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应邀为武汉大学作校史论证，并请他的学生刘海峰教授帮助一起写论证意见。当时，他们二人在认真研究了相关史实之后，认为武汉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893年的自强学堂是“不能成立
．．．．”的，因为他们“知道在武昌高师筹备过程和批准文件中，以及武昌高师10年程中没有人说和自强学堂有什么继承关系的”。在论证意见的第一稿中，他们明确地写下了这一结论，但后来潘先生认为要将文字写得“客气”一点，于是便在定稿中尽可能地改用了比较委婉的文字来表达这一意见：
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是否有继承关系，似乎还需出第一手材料加以论证……虽是在同一地址，但武昌军官学校与方言学堂及武昌高师有
否传承关系，是武汉大学校史能否从1913年上延的关键所在。
……建议武汉大学最好能到武昌高师开办时的筹办报告或批件之类的文献或档案。我们认为，只要这些第一手资料中或武昌高师15年间
的其它资料中，有提到与此前的湖北方言学堂有继承关系，武汉大学校
史起算时间上延至1893年的论证便可以成立。
对于上述意见中的最后一句话，刘海峰教授在今年6月27日致武汉大学前
校长刘道玉的信中解释道：“言下之意是不到的话就不能成立
．．．．．．．．．．．．．．．。”也就是说，潘懋元与刘海峰教授经过对相关史实的仔细研究，已经基本认定了武汉大学的校史上延至1893年“不能成立”，也非常确信武汉大学不可能得到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第一手资料，才会如此“委婉”地提出这一建议，在实质上也是对武汉大学校史论证报告的一个否定。潘懋元先生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纯粹只是出于“客气起见”的“一念之差”，竟然给了武汉大学一个不小的可乘之机，最终让武大钻了空子。事实上，武汉大学当时不仅没能提供在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看来最为关键的“第一手资料”，反而对他们的论证意见“断章取义”，刊出对武大较为有利的部分文字，“却舍弃了关键的部分”，造成他们二位也认同武汉大学校史上延的假象，从而将其归入“一致赞同”之列。对此，潘懋元先生颇有微词（如果他老人家早知道武汉大学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来，恐怕也不会在自己的论证意见中对武大如此“客气”了吧！），还曾专门致信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领导提出抗议，后来武大方面也回信表示了歉意。潘先生还曾表示，将来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将这份论证意见公开发表出来。如今，此事已过去了近20年，而历史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份论证意见的学术价值。
1994年，也就是武汉大学举办百年校庆后的第二年，刘海峰教授在《教育
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史追溯问题》的论文，首次提出高校校史追溯应考虑人员、校址、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及主观认同等多种因素。2001年，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委托刘海峰教授承担了一个名为“高等学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研究”的课题，2004年，刘海峰教授在《中国高教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该课题的一项成果——《中国高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一文，进一步提出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标准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统一”、“强调整体继承性原则”、“考察关键因素原则”、“留有余地”等确定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的几条基本原则。
鉴于刘海峰教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在研究中国高校校史追溯问题的过程中又博采众长，广泛吸纳了同领域内其他知名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如“整体继承性原则”最早即是由时任汕头大学副教授李均在2002年所提出），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位学者提出过比刘海峰教授的意见更合理、全面、可行的校史追溯原则与标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全面参考上述原则，以与武汉大学校史有关的大量历史资料为基本依据，来具体考察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
在对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武昌高师等学校的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考察之后，笔者最终的结论是——武汉大学的历史，至多只能追溯到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早在1911年初，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自强学堂（方言学堂）的历史便已彻底终结。
湖广总督张之洞1893年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其校址位于读书院街的三佛阁，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1896年进行改革，将算学门移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门停办，改为一般课程，方言一门扩大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门（1898年又增加东文即日文，共计五门），从此，自强学堂便成为一所专门的外国语学校。1902年，张之洞最终将自强学堂改为方言学堂，使之“实至名归”，并将校址迁至东厂口。最初，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确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外语人才或其他专门人才，但自从1903年的“癸卯学制”颁行后，方言学堂的存在，便渐失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当时，清政府学部逐渐意识到：
外国语文为探索各种学问之管钥，然专习文字而不以攻究科学为归宿，则致用甚隘，不足以成专门之才。是以造就人才者，上之当求之于
分科大学，次之亦当取之于各项专门学堂。近来京师、北洋均已设立分
科大学，各省亦皆有高等或高等专门学堂，在学生徒无一不注重外国语
文，以为参考西书、研究学术之用，毕业以后自能各就所学，或任外交，
或司教育，或兴实业，以专精之才任专门之事，较之该参领所拟以方言
一门之人才供行政、教育、科学、实业各途之使用，其收效为倍宏。
有鉴于此，学部于1908年具奏：“各省方言学堂已奏咨有案者，以后添招学生须遵照奏案考选中学堂毕业生升入，若无中学毕业学生，即不必添新班，俟在堂学生毕业后，酌改为他项学堂。”至于湖北方言学堂，在1910年该学堂第三届毕业生毕业后，时任湖广总督瑞瀓考虑到，“现时实科中学堂已增加外国文钟点，考升高等学堂后，外国文尤为注重。教者学者苟能尽心所事，两堂先后八年之久，外国文成绩必有可观。近日西洋留学生毕业回国者渐多，游美学生逐年添派，京师且特设游美预备科，将来次第毕业回国，所有翻译、外交各项人才，自不患其缺乏”，而“湖北方言学堂本科各班学生毕业后，预科人数无多，不能成班，又乏中学毕业生可以升入”，再加上学部当时也计划将该学堂停办，因此，“是该学堂按之部章，揆之财力，准之舆情，均应停办，所有预科、毕业各生，拟即分别转入相当学堂，插班肄业，庶于该生等之求学毫无阻碍，而鄂省可以节省巨款”。对于停办方言学堂，湖北谘议局曾一度予以否决，但不久后亦改变立场，议决通过。就这样，在学部、湖广总督与湖北谘议局三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湖北方言学堂最终于1911年初寿终正寝。
由上可见，方言学堂的停办，是清政府学部与湖北地方当局的既定决策，也是符合教育规律与社会发
展要求的一次正常的停办
．．．．．，这与不久后全国各地的诸多学堂因辛亥革命爆发所导致的局势动乱而被迫停办（非正常停办）有着本质的区别。既已依照正常程序予以停办，也就没有什么恢复重建的理由了，这也标志着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前后共18年的历史最终划上了句号。
需要补充交代一句的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黎元洪将方言学堂校舍移作武昌军官学校。
第二，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新生的民国政府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直接结果，而绝非在清末便已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恢复、更名或改组。
民国元年，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他对师范教育十分重视，曾提出“为今日之教育计，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源，急谋现状之改进，以补偏救弊，皆事之不容或缓者”。在其主持和推动下，教育部先后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