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倚睿 彭建军
来源：《西部学刊》2021年第23期
摘要：新高考的改革方案确立了“两依据、一参考”的高考招生新的录取模式，这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个性特长、扭转唯分数论的重要举措。经过分析比较国家、各省（市、区）、各高校关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政策执行状况，发现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政策实施有一定的优势，表现在许多省（市、区）采用逐级细化的方式进行评价、监督制衡机制的措施更加详细，初步实现了从传统高考模式到现代高考改革的转变。但是，目前政策执行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如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评价过程复杂、高校运用评价结果的动力不足等。因此，合理应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并将其纳入高考录取，这是我国深化发展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新高考;高校;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政策执行
中图分类号：G6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3-0114-03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简称“两依据、一参考”）的多元录取机制。“两依据、一参考”的提出，使我国开启了最全面且深刻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深入分析新高考背景下高校关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政策执行状况，对于深化新高考改革，完善高考录取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校执行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政策状况的比较分析
（一）各省（市、区）政策执行状况分析
在2014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后，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教育部文件精神，上海市、浙江省作为第一批新高考改革的试点地区，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如《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完善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生成长记录与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等，2014年高一新生最先启用了新高考方案。第二批试点的北京、天津、山东、江西、湖南、海南等6个省（市、区），于2017年正式启动高考改革。第三批同时试点的有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
西、江苏、安徽、四川、重庆、西藏、湖北、广东、福建等13个省（市、区），从2018年新高一学生开始执行新高考方案。目前新高考政策已经在21个省（市、区）落地，并在几年内推广到全国落实。
我国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各地都分别制定了高中生综合素质改革方案，综合素质评价录取学生不仅是政策落地省（市、区）的高考录取方式，也将是全国所有省（市、区）录取学生的方式。对比各省（市、区）的实施方案，不难发现：第一，大部分省（市、区）评价内容基本相同，趋同现象明显。多以《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为遵循，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评价内容框架，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只有少数省（市、区）有所改动，如《江苏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增加了自我认识与生涯规划，《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提到记录和评价内容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包括“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第二，综合素质评价的现行省（市、区）的评价标准基本都是A、B、C、D、E等级制与合格制。在每一个维度等级之下，应该怎样进行相对客观且操作性较强的评价，而在逐级细分的方式下又不使评价指标僵化，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三，在已有政策中还存在一个突
出问题，那就是操作性不强、评价细分要求各地不一等。
（二）各高校政策执行情况分析
随着各省（市、区）有关政策落地，使得参与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录取招生的高校数量大幅增加。清华附中开发的基于大数据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实验版，解决了考试评价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综合素质评价在实现“考试招生制度的综合素质评价”功能的同时，也体现“学生成长中的综合素质评价”功能。那么，怎样才能通过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运用使高校招到符合学校条件的学生，如何使学生通过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更清楚地了解到自身的兴趣特长并进入理想的大学，从而实现共赢，这是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需要持续创新发展的重要课题。以上海市为例，共有29所高校参与，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多所大学在内，从2017年开始上述高校把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应用于招生录取的多个批次的多个环节中。从上海市高校执行情况来看，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各高校侧重点的区别。在综合评价四个方面内容中，各高校侧重点不同。比如，复旦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在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方面比较注重参加志愿服务、社会实践，
在党团和班集体等组织参与活动等情况;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在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方面比较注重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基础型课程成绩;上海海事大学在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方面比较注重学生本人的自我介绍及对未来职业或专业兴趣情况;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在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方面比较注重个人有关学科类、科技活动及体育、艺术获得市级及以上奖励（证书）、创造发明专利获得情况等。
二是使用范围的区别。大部分高校明确提出将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在综合评价、自主招生等类型的初审中使用，而华东师范大学除了在综合评价、自主招生中使用，还在包括普通高考录取、其他本科招生录取工作中使用;同济大学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在活动中的使用;上海海事大学等4所高校则多了在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录取中的使用。
二、高校执行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政策的特点
（一）许多省（市、区）采用逐级细化的方式进行评价
为推动政策落实，许多省（市、区）高中生综合素质记录和评价的内容都采用逐级细化的方式进行评价，对于之前部分指标难以客观衡量，在评价方面采用比较直观的方法进
行评价。例如，《湖南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对思想品德的评价做出了解释说明，具体表现为“学生参与党团活动、有关社团活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等的次数、持续时间，如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弱势体提供无偿帮助，到福利院、医院、社会救助机构等公共场所、社会组织做无偿服务，为赛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活动做志愿者等”。《北京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有关思想品德评价内容具体表述为“重点记录学生参与党团活动、‘一十百千工程’、专题教育活动、公益活动与志愿服务等活动的内容、次数、持续时间及收获等”。其他改革省（市、区）也确定形成了相对具体、重点突出的评价内容指标，不同于爱党爱国、文明礼貌等这样抽象的文字表述，用具体且可观测到的行为使评价的内容客观化。
（二）监督制衡机制的措施更加详细
在国家政策、各省（市、区）政策、各高校政策中，基本都包含了详细的保障机制和违规的惩罚措施。如《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从综合素质评价的评价程序上做出了严格规定，要求围绕写实记录、整理遴选、公示审核、形成档案、材料使用这五个方面来开展评价。在组织管理方面，提出建立公示制度，畅通举报渠道;建
立检查制度，对档案材料真实性进行抽查;建立申诉与复议制度，对有争议的结果重新进行审核确认等程序。从程序上来看，各省（市、区）对监督机制进行了完善，且相对来说比较具体详细，增强了综合素质评价及其应用的公信力。
（三）初步实现从传统高考模式到现代高考改革的转变
在我国，高校录取的传统做法是按照高考成绩以及填报志愿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具有“只见分不见人”的特点。这种招生录取方式主要是以成绩为衡量标准对学生进行选拔，容易忽视学生内在的潜力与适应社会发展的潜质，无法给学生诸多全面发展的机会，不利于素质教育的全面推广。实施综合素质评价，转变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做法，应更加重视学生多样化发展。传统高考模式还有一个弊端就是难以将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使得“德育首位”和“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处于尴尬的境地。新高考改革，基于教育评价理论、理念和方法的创新，将有效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制度性设计。这一转变不但符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而且符合人民大众对教育和未来的美好期待。
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平台登录 三、高校实施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政策的制约因素
（一）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形成的影响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事实上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东、中、西部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基础教育发展水平不在同一层面上，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学生所能享有的机会是不平等的。首先，比如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明确表示，学生所获得的个人有关学科类、科技活动及体育、艺术获得市级及以上奖励（证书）、创造发明专利获得情况等都是重点参考的内容，这对教育资源匮乏地区来说，无疑门槛很高。其次，假定现在已到了普遍数字化时代，人人都有数字化设备，但是填表的任务除了学生就只有家长，如果仅仅因为没有电脑、不会填表，从而影响了综评成绩，不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只有当达到“四到位”条件的时候，才能确保高考综合改革平稳推进，即考试机构能力提升到位、普通高中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到位、普通高中与新高考相匹配的课程改革到位、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配套措施到位。
（二）评价过程较为复杂，加重了师生负担
对于学生而言，新高考给予自己的选择多了，但是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从传统单一考试到多样性的选择，也会给学生带来选择的烦恼，从而形成新的种种压力。在完成學校
布置的学习任务之外，学生在课余时间只能奔波于艺术表演、游学、学术竞赛等活动。原本纯粹是出于兴趣爱好，当参与活动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知识上的收获与成长，仅仅是为了照相、写报告，这与该政策的初心是不是背道而驰？对于老师而言，该系统过程复杂，在方案中评价的程序共包括五方面的内容，每一方面都提到了教师的指导，指导学生客观记录、整理材料、对公示后的材料进行审核和签字、学生毕业时撰写简要评语、对学生成长过程进行科学分析等，同时教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使用评价电子平台，这些大量且琐碎的工作都将极大增加教师的工作量。此外，学校需组织教师进行有针对性地评价指导，在新高考背景下所面临的师资不足、设施不完善的问题愈加明显，只有积极调动学校及教师的积极性，配备相关教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借助社会协同力量，才能拓宽综合素质评价的场域和渠道。
（三）高校运用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动力不足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随后出现在最初新高考改革试点地区上海、浙江的新高考改革方案中，其中上海
在改革方案中提到构建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积极稳妥推进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但是，从2017年起，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只能在自主招生等环节中开始使用，除去这一部分，普通招生如高职专科仍需按统一高考成绩进行录取。浙江在新高考改革方案中提到，按“三位一体”模式综合评价招生，即高校依据考生统一高考、高中学考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按比例合成综合成绩，择优录取。综合素质测试内容和实施办法、综合成绩合成比例、录取规则等都由高校确定，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综合成绩的50%。对于浙江高中考生来说，“三位一体”的综合招生模式使得综合评价在高考中占到一定比例，相对来说也更加重视。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激励等因素，除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明确要求之外，高校运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动力明显不足，所以高校大多没有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录取过程中。评价结果的运用直接影响着学生、家长、教师对待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视程度。调动高校使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积极性，发挥正效应，有利于推动其发展。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