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养老金并轨对企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养老金并轨对企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水平的影响作者：胡浩钰来源：《商业文化》2019年第02期十八大以来，双轨制改革已列入国家决策层的议程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已从整体上明确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目标，并规定自2019年7月1日起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必须依法缴纳养老保险，2019年12月23日，国务院发文强调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双轨制改革要坚持“一个统一，五个同步”的目标。
近日，养老金制度并轨更是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笔者认为养老金的设置就其本质而言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举措，因此在发放阶段应全力减少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向企业职工靠拢，这将极大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二次分配”公平。
养老保险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得劳动者在因达到法定解除劳动义务的年龄或因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时，能够获得政府部门提供的物质帮助，以保障其解除劳动义务后的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养老保险“双轨制”，指在我国处于特定国情下执行的一种特殊的政策，通过对不同用工性质的劳动人员采取不同标准的离退休养老金制度。
养老保险“并轨”是指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政策、养老保险基金、养老金待遇、业务经办人员、各项保险制度等多方面合并，并统一发展方向。
一、养老金制度并轨具体实行面临的阻力（一）思想认识方面。
养老金并轨工资虽然正式实施，但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目前公务员的工资并未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平均工资仅上涨300元，这与公务员体的预期差距甚远，因此可能会造成部分福利较好的公务员体的不满。
此刻若无法让该部分公务员从思想上对并轨产生清晰的认识，缓解他们的忧患心理，“双轨制”并轨工作恐难以顺利展开。
（二）资金保障方面。
我国尚未建成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各省市所储备的养老金存在差异。
首先，养老金空账没有做实，人口老龄化加剧要求加大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力度，通货膨胀的风险增大了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
其次，养老金筹资计发办法缺乏科学化，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冲击，资金问题日益严重。
（三）待遇衔接方面。
并轨将降低公务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若以现行的企业职工养老金为标准来统一公务员体与企业职工的养老待遇，那么公务员的养老金数额将大幅下篇二：公务员：养老金并轨后若把之前养老金补上就辞职公务员：养老金并轨后若把之前养老金补上就辞职2019年05月22日1436来源：扬子晚报“如果我走了，一分钱退休金都拿不到。
过去20年就等于白干了。
”于波说，如果把之前的养老金给我补上，我立马走人。
原标题：金饭碗、铁饭碗、粗瓷大碗公务员的新焦虑症编者按：2019年以来，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反腐风暴、福利改革……催生了公务员的新焦虑症，越来越多的官员跳出体制，酝酿第三波官员下海潮。
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公务员热”的退潮恰恰说明市场正在起决定作用。
这是一个既好又坏的时刻，在公务员普遍焦虑的同时，这个体也在进一步走向规范和职业，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最终推动改革。
继1992年和2019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
“国考”也在降温，2019年公务员报考人数比去年下降了36万。
高压之下，基层公务员神经长期绷紧，但这并未得到大范围的重视。
“大领导如果一出事，整个系统都会面临洗牌。
首当其冲的是，工资待遇肯定会进一步被削减。
”王斌说。
“高层希望通过这两年的肃贪将公务员职业复归平常，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才能推动改革。
”在体制内浸淫二十多年、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于波，从未像今天这样想要离开这个体制。
“八项规定”刮走了逢年过节的购物卡，曾经引以为傲的社会地位和面子也受到挑战。
身为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长，于波以前无论走哪，别人都会敬他三分，现在，谁都可以调侃他一番：于局还好吧？没进去吧？“既没有利益带入，又没有正面形象，你觉得我继续待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波说，只要公务员养老金并轨，他就立马辞职。
他身边已经有不少人在付诸行动，其中不乏一些大的领导，比如该市建委的一位副主任去了某知名房企。
在全国，也不时传出公务员下海的零星个案：2019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
2019年10月，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黄力去了一家律所。
东部某市的法官出走太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文要求警惕法官辞职。
舆论预测，继1992年和2019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
但是在风声鹤唳的官场，更多的人像于波一样，选择继续观望，在辞与不辞之间挣扎。
浙江省心理医生赵国秋发现，八项规定推行的最近两年里，他看病的公务员比过去明显增加。
赵从2019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牵头人。
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的分数比较高”，比2019年调研时更为严重。
“糖”没了没完没了的应酬，一度令王军这个东部某市供电局的处长叫苦不迭，一开始，当禁止吃喝的大棒挥来时，王军还长嘘了一口气：从此可以解脱了，但接二连三的规定，让王军很难再快乐起来。
先是每个月5万块的奖金不见了，接着连哈根达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
前不久，电力系统还给所有处级干部的公车上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意味着如果王军想公车私用，后台一目了然。
“这哪是在当官！”王军说，他已经很久没敢出门吃饭了，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以证清白。
这种做法在他的官场朋友圈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王军或许不知道，其他系统的官员面临的监管不比他松。
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广东某市官员的离任审计变成三五年审一次；在浙江某市，行风监督员隔三差五就上门……“最近我们正好要搬家，办公室有点乱，被监督员看到了，立刻对我们提出批评，说公家单位要注意形象。
”浙江某市一位官员记得，上回，某单位违规发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报一下。
这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245万起违
反八项规定的案件，数以万计的干部因此受到处理。
乌纱难保的风险，使得每个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执行时中央到基层由此层层加码。
王军的领导交代：“你们私底下说话注意点，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讲。
”原本就谨小慎微的官场，变得更加噤若寒蝉。
中午到食堂吃饭，王军发现大家都各吃各的，莫谈国事，“就好像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对我们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一样”。
在上海某市直机关，正科级干部陈斌也早就嗅到了这股紧张的气息。
和所有人一样，陈斌知道组织干部处处长辞职的消息，也是通过一张4纸大小的布告。
刚刚过去的4月，这个消息像一枚，在单位里炸开了锅。
“他已经快五十了，又在那么重要的职位，他的离开确实有违常识。
”陈斌说，这位处长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估计一个月前就提出辞呈。
而在他的视野所及，已经离开的远不止这个处长。
一个实权部门的副处长，去了某房企当营销主管，另一个科长，也在最近办了离职手续。
出走的原因无一例外都跟福利没了有关。
以前一年到头，陈斌所在系统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动用工资卡的钱：住宿有单位宿舍，吃饭有食堂，每个月还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过节发的购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来能有个五六万，这差不多是他工资的一半，但现在过年连贺卡都不发了。
“像这位副处到手的年薪也就十万，最近刚生了娃，压力很大。
”陈斌说，自从2019年上海社保案之后，上海公务员的工资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调整。
于波印象中，最近十年工资不仅没有升，如果按货币购买力来说反而降了。
“我现在每个月到手的钱就2600块。
”于波说，二十多年前他刚进单位的时候，还能是中上等，他现在的收入在当地只能算是中下等，连他做农民的哥哥都不如。
“他打工一天就能挣一两百。
”不同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于波所在的城市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福利不是很高，也就偶尔发点日用品，过年过节别人偶尔送条烟。
“就像给小孩子糖吃一样是快乐的，现在就没有这种快乐的感觉了。
国考公务员待遇 ”“不消极，也不积极”对于一个有着几百号人的大单位来说，三个官员的集中离开看似不能说明什么，但在陈斌印象中，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
他进单位十年，只走过一个人。
体制的巨大魔力，使得公务员成为中国流动性最小的职业体。
名校硕士毕业，放弃外企高薪，陈斌当年挤破头考公务员图的就是它的稳定和旱涝保收。
他参加国考的2019年竞争还不像今天这样惨烈，那年恰逢大学扩招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公务员热刚刚兴起，之后十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屡创新高：2019年才87万人，2019年已经突破140万大关。
跟陈斌这一代80后相比，于波这一代60后看似幸运——国家包分配，但要想获得体制的敲门砖并不容易，于波当年所在的班级只考了两个大学生。
于波是1980年代末的大学生，他们往往被认为是最有理想的一代青年人，后来很多同学下海经商，于波仍然坚守在体制内，他想以一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激浊扬清。
最开始，体制带给他无限的荣光。
五个兄弟妹中，于波是唯一的大学生，家里人也觉得长脸。
可是后来每况愈下，现在，朋友聚会，于波能不提自己是公务员就不提。
日子过得紧巴不说，工作压力比以前也要大。
前段时间，省工商局在他们下边的县抽检了一批化肥，有不合格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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