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兴国运旺
贺益德
一、 包教到户
搞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包产到户”，死气沉沉的局面就一下子变得生气勃勃。他成功的要害在使农民感到利害切身，所以不劳政府督促，自然深耕细作。中国古代，自大禹之后就“包国到户”，如汉朝归刘家管理，唐朝归李家管理。由于利害切身，那些“承包”天下的家族就特别谨慎,特别努力,也特别有成绩。现在,要寻一家生意兴隆的百年老店几乎不可能了;按理说,一个生意店,其管理难度无法和一个庞大的国家相比,一百年不衰不能算什么奇迹;但事实上,今天这样的店子已经几乎绝迹;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超过百年的悠久朝代，却很容易数出一堆来,如清朝就长达二百七十六年之久,而汉朝长达四百年,周朝长达八百年。
一个天下是何等的庞然“大店”，竟然持续至几百年之久，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古人至少在三个方面是绝对成功的:第一,成功地培养了国家元首的接班人;第二,成功地培养了广大公务员;第三,成功地培养了天下老百姓。一个天下虽然是极其惊人的庞然大店,只要有了高素质的员工---
那么,中国古人是怎样办教育的呢? 翻翻历史,他们并没有费尽力气去办名牌小学、名牌中学、名牌大学。他们只把天下子女的教育责任,一古脑儿推给天下父母,也就是“包教到户”。由于利害切身，天下父母们都把教育办理得精益求精、成就斐然。政府只要通过考试，比如科举制度,录用现成的人才就行了。政府做得非常省事,却换来了难于登天的美好效果:几百年的太平。
二、顺流漂舟
所谓“包教到户”,就是让父母全权掌握子女的教育大权。古代也有所谓“公学”,如太学、府学、州学、县学,但基本上是有名无实。子女的教育,尤其是低龄时代的基础教育，都是由父母聘请老师或由父母亲自施教来完成。这一做法的精义何在呢?
我们知道,天下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学会了养儿育女才去嫁人的。那么女孩子当了妈妈以后,凭什么去养儿育女呢?凭她刻骨的爱心。这一份爱心,会使她精细地掌握着婴儿的喜怒哀乐
、寒热饥饱;从而随机照料、曲尽其妙。如有什么问题,她会以最谦虚的态度向身边的妈妈们、奶奶们请教,寻根究底,从善如流,于是就会十分神速地把别人的育婴本领变成自己的育婴本领，极其艰辛繁琐的育婴任务,就这样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奖励和惩罚就完成得尽心尽力、如质如量。
教育子女也有似于养育婴儿：了解孩子、选择教材、聘请老师、确立章程、循序施教……每一步都有无数的微妙曲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必须有刻骨的爱心做为前提,才能丝丝入扣,步步到位;而这样的爱心,只有父母那里才天然具备、不假外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让父母承担子女的教育责任,就如顺流漂舟、高山滚石,政府全不费力,人人各尽其职,自自然然,人才辈出。
三、家学渊源
最难培养的人才,是管理天下的领袖人才。从夏朝到今天,已经上下四千年,而夏、商、周、汉、唐、明、清,寥寥七个家族就管理了将近三千五百年,一代又一代管理人才,全部出自于家庭教育;其中像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唐宣宗、宋仁宗、康熙、乾隆等等,均是家庭教育中培养出来的不世出的伟大领袖。
爱觉新罗.溥仪,是“公务员调动花了三十万包国到户”这一制度下最后一位亡国之君，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高干子弟中的一个败家子,应该是很不象话的。但在民国年间以及解放以后,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世风日趋庸俗和粗鄙,反倒越来越显示出这位末代皇帝以及一些其他皇室成员品德的醇厚和教养的高深,雍容华贵,不同凡响,远非今天的高干子弟所能望其项背,我们只要读读《从御妹到平民》等书,就会感慨很深。亡国之君都有这样的水平,可见清朝皇室的家教是何等得力!由此类推,唐室的家教,汉室的家教,周室的家教,又是何等得力!
皇室作了表率,自然风靡天下;所以“书香世家”、“家学渊源”，林林总总，遍布大地;其造诣之精微，影响之深远，使后人有不胜高山仰止之慨;像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史记》，班彪、班固父子的《汉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苏洵、苏轼父子的文章，李闻言、李时珍父子的医学……。族有族规，家有家训，谨言慎行，气象肃然;《颜氏家训》、《温公家范》、《袁氏世范》、《了凡四训》、《庭训格言》、《曾文正公家书》等等，是千千万万家训中的佼佼者，至今还在沁人心脾，净化社会。家庭教学的专著，也应运而生，像《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家塾教学法》、《教童子法》、《学海津梁》等等，具体而不繁琐，扼要能周详，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饱含了作者深邃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
纵观上下四千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抓过“九年义务教育”，而天下父母都在自动自发地为子女的教育力尽义务，呕心沥血;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父母义务为子女的教育呕心沥血的历史。在天下父母的共同努力下，历代孩子们道德观念的强固，人文底蕴的深厚，今天任何一所名牌学校都望尘莫及。
四、百年树人
今天的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它气运最旺的时期，是二十世纪初蔡元培担任校长的时期，一时名师巨匠之多，如星丽天，像王国维、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熊十力、梁漱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鲁迅……但这一批人物，原来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是蔡元培把他们聘请到北京大学这一舞台上，他们才借此机会大展其才华;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是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这一批人物扎实的学问基础全是奠基于前清时代的家塾或私塾教育，所以北京大学只是捡拾了家塾教育仅存的一摊硕果而已。以后家塾教育渐渐根除，名师巨匠也就渐渐绝迹，到了今天，“当年颇似寻常人”的王国维、胡适之等辈，已成了“此人只应天上有。”这样的局面，就是蔡元培复生再一次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毫无办法重振昔日的雄风了。
所以北京大学盛极一时的光辉灿烂，只是清朝二百七十多年家庭教育的最后一次余波荡漾。但这一余波，已经成了一个现代教育所无法达到的高峰，令人低回留连，称颂不绝。
放眼历史长河，三国初期也是人才济济，灿若春花，这是汉朝四百多年家庭教育的余波荡漾。三国人才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说能行。像曹操，既是诗歌、文章的天才，又是治国、带兵的天才;像诸葛亮，道德、文章、事功，水融，千载无敌;像华佗，医学造诣极深，治病救人，出神入化;其他如关羽之忠、张飞之勇、周瑜之智……无不一一见诸行事，并非舞文弄墨而已。相比之下，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人才集团，就成了一只会写文章的白面书生而已，如果让他们插足到三国时代，就只能见曹操而瑟缩，遇诸葛而俯首了。
周朝的家庭教育积累到七百多年，就进入战国时代;蓄之既久，植根极深，就迸发出“百家争鸣”的学术艳景;人才之众，水平之高，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与伦比;像孟子、庄子、墨子、荀子、商鞅、韩非、孙膑、吴起……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三国人物面对他们也只能退避三舍，拱手称臣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含蓄越久，底蕴越深。两百年有两百年的气度，四百年有四百年的
风采，八百年有八百年的神韵。历史的波澜席卷到今天，这些沉寂已久的神韵、风采，还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冒出历史的江底而在中华大地上重放异彩呢?
五、复兴在望
海内外有识之士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党中央发出号召，要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复兴的根本是什么呢?是文化复兴。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就进入正常发展时期，短短二十多年，便打破了板硬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代之以灵活机动的市场经济体制，既奠定了经济腾飞的基础，也铺平了文化复兴的道路。
在古代，人们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帝王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大老板;明、清时期的大老板，是以八股文、试帖诗招聘各级干部，这是天下读书人最好的一个打工行业，于是千军万马都来挤这一条独木桥。但今天的读书人，则不是面对一个垄断天下的大老板，而是面对许多地盘有限、数不胜数、遍布四海的小老板;这些小老板，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向国家履行纳税义务，很像是周朝时候的“诸候”，国家政府则相当于负责宏观调控的“周天子”。所不同的是今天的诸候没有军队，从而免去了战乱的危险;并且今天人们只要有本事就都有可能成为诸候，而不需要等待天子的分封，这是今人比周人幸运的地方。诸候对人
才的要求是品德加特长;而诸候众多，需求广泛，所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长年累月修养品德、精熟一艺，然后周游列国寻施展的机会;象前面提到的吴起，最先在鲁国打工，后来跳槽到魏国，以后又跳槽到楚国，寻寻觅觅，选择自己的知音老板。今天人们打工也是象吴起们一样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很自然地回到了战国时代的学术氛围，这是文化复兴的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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