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周⼤鸣教授：他打开了中⼭⼤学⼈类学系的⼀⽚天
周⼤鸣教授，中⼭⼤学⼈类学系教授、博⼠⽣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学历史⼈类学研究中⼼副主任，⼴东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学移民与族研究中⼼主任。
周⼤鸣教授为中⼭⼤学⼈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巨⼤贡献，打开了中⼭⼤学⼈类学系的⼀⽚天。在他的带领下，中⼭⼤学⼈类学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被哈佛⼤学⼈类学系凯博⽂教授（Arthur Kleinman）称为“当今世界上最好的⼈类学系”。近⽇，我们⾛进马丁堂，采访了周⼤鸣教授，探寻周⼤鸣教授教学、科研及育⼈的⽣动故事。
课堂教学：深⼊浅出，⿎励提问
周⼤鸣教授曾两次获得⼴东省⾼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等奖，获“⼴东省教学名师”称号。他所开设的《⼈类学概论》《⾼级⼈类学研究⽅法》《都市⼈类学》等课程备受学⽣好评。据学⽣回忆，周⼤鸣教授在课上引经据典，幽默风趣，课堂内容丰富，氛围轻松活跃，做到了“上接天线，下接地⽓”。⼀些外校⽣也慕名⽽来，旁听课程。
在课上分析理论知识时，周⼤鸣教授常常会结合⾃⼰⽥野调查的经验和体会进⾏⽣动有趣的讲解。对于
理论教学，周⼤鸣教授也有⾃⼰独到的见解：“经常出去跑⽥野，会得到很多直观的认识，教学中可以把很深奥的理论深⼊浅出地解释清楚，再深的理论学⽣也能听懂。有些年轻⽼师的课程学⽣很难听懂，很⼤的原因是缺少例⼦的说明。我的观点是‘学⽣听不懂是因为⽼师没吃透’。”
“⼀开始就喜欢⼈类学的⼈并不多，但是上过我的课的⼈⼤部分会产⽣兴趣。”周⼤鸣教授⿎励学⽣挑战权威，他坦⾔，⾃⼰很喜欢那些爱“刁难”⽼师的学⽣，因为这说明他们愿意独⽴思考：“教学相长，如果学⽣提出了⼀些我以前没有深⼊思考的问题，我会去研究。但是⼀般来说，学⽣很难超越⽼师。不过凡是喜欢提问题的学⽣基本都会成为我的好学⽣。”
除了运⽤⽣活例⼦来阐释理论之外，周⼤鸣教授还能把学术研究和⽣活现象相联系，对事物的变化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有时候他也会在课堂上与学⽣分享⾃⼰的判断和预测。据说，⼆⼗年前周⼤鸣教授给本科⽣上专业选修课《都市⼈类学》时，说到城市化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随着城市⼈⼝越来越多，城市居住空间将会越来越稀缺，并提醒学
⽣“如果有机会可以考虑房产置业”。⼀位选修该课程的学⽣多年后遇到周⼤鸣教授，还和他说，每次看到房价的涨幅都会回想起当年课堂上⽼师说的那番话，顿觉⽼师“很有先见之明”。
⽽这种“先见之明”更多地体现在对潜在的学术热点的把握。⼈类学系杨⼩柳教授硕⼠和博⼠阶段师从周⼤鸣教授。她坦⾔，“周⽼师⼀直坚持他的学术追求，⼀直在思考问题，始终引领学术动向，在学术⽅
向上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给了我很有效的指导。”
学术科研：观察⽣活，不断探索
周⼤鸣教授最初是在我校历史系学习考古学，后来转向现代社会的研究，与顾定国教授（Greg. Gulding，美国太平洋路德⼤学中国研究中⼼主任和⼈类学系教授）有关。“在我们跟顾定国教授从事⼈类学研究的时候，很多的⽅向都是超前的。第⼀个和顾教授合作的项⽬就是‘乡村都市化’研究，后来是族研究的课题。做‘乡村都市化’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已经提出了‘梯级都市化’的想法！但是学界很少有⼈关注这些话题，他们认为⼈类学要做⼀些⽐较偏僻的地⽅的研究。做族研究其实也是这样，⼤家不愿意做，他们认为叫‘民族’就⾏了。这些研究我们超前了⼗年！”
周⼤鸣教授学术领域⼴阔、科研成果丰硕。他总结了⾃⼰在⼈类学研究的⼏⼤内容：⼀是都市⼈类学，包括乡村都市化、城市少数民族以及传统乡村研究主题在城市的延续；⼆是乡村研究，以凤凰村为起点，研究了岭南、中部以及西部的乡村社会；三是农民⼯研究，从发起农民⼯研究到提倡散⼯研究，从“⼆元社区”到“打⼯经济”等；四是族研究，以澳门族研究为起点，对中国族认同与关系的研究；五是帮世界银⾏做⼀些项⽬的社会影响研究，也就是⼈类学的应⽤研究。他早已著作等⾝，在学界地位崇⾼，但始终保持学术探索的热情，⼀直在努⼒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挖掘新的研究视⾓，引领和把握学术动向。这⼀点让学⽣们都⼗分敬佩。例如，在移民与城市化⽅⾯，他已经做出很多成果，
却继续深⼊调查，拓宽研究的⼴度，加强研究的深度，并出版了《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绝不局限于某个领域，推动了医学⼈类学和互联⽹⼈类学等多个新兴学科分⽀的发展。
⽽现阶段，周⼤鸣教授主要做的是移民与城市化、南岭⾛廊和互联⽹研究。他说：“我现在关注三个话题。⼀是‘移民与城市化’，集中思考‘城市的移民’问题，提出城市转型的概念，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地域⽂化向多元⽂化的转变。现在已经召开了四届学术会议。⼆是互联⽹⼈类学研究，这是⼀个全新的领域，过去指导的博⼠出版了全国第⼀本虚拟社区的著作，现在与腾讯公司合作，设⽴了互联⽹⽥野调查基⾦，每年开⼀次学术会议，今年是第三届。最后是去年组建的‘南
著作，现在与腾讯公司合作，设⽴了互联⽹⽥野调查基⾦，每年开⼀次学术会议，今年是第三届。最后是去年组建的‘南岭⾛廊研究论坛’，参与单位超过⼆⼗个，湖南、⼴西、⼴东和江西等地感兴趣的学者都来参加。论坛秘书处设在贺州学院，并设⽴了南岭⾛廊研究基⾦。计划通过⾛廊的研究，把移民、互联⽹、城市化与交通串起来。希望能够继续出点成果，留下更多有价值的作品！”
除了保持探索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周⼤鸣教授有⼀个特点，就是善于观察⽣活，及早抓住新现象。
他是最早关注“散⼯”的学者。“⼀次我在深圳出差，坐出租车的时候，听到司机⽤对讲机讲话。司机说他讲的是湖南话，作为湖南⼈的我居然完全听不懂。司机解释说他讲的是当地的‘攸县话’，⽽且顺带着说了⼀个让我很震撼的事实：当时深圳有百分之七⼗的出租车司机是攸县⼈！我⾮常好奇，为什么⼀
个县会有那么多⼈集中在外地的同个⾏业来做事情呢？这⾮常有趣。我就让⼀位博⼠⽣跑去做调查，从湖南攸县到深圳，这样就关注到农民⼯的流动问题。他把这个研究写成博⼠论⽂，拿了很多奖。还有在中⼤的南门布匹批发市场，和那些拉三轮车的运货⼯聊聊，就知道他们基本都是外地⼈，在⼴州打‘散⼯’。这样⼀些新现象没有⼈关注，就很值得研究。”对“外来⼯”和“散⼯”的研究就从这种“偶然的发现”开始了。
1991年，周⼤鸣教授组织本科⽣进⾏了第⼀次针对“散⼯”现象的专题调查，⼗年后，他们出版了《“⾃由”的都市边缘⼈——中国东南沿海散⼯研究》。这⼤概是国内有关散⼯的最早的调查了。关于这⼀话题，周⽼师还有《渴望⽣存：农民⼯流动的⼈类学考察》《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等研究著作。
观察⽣活的新变化，提出新的思考，是周⼤鸣教授的特点。虽然年岁渐长，但他时刻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并做出⾃⼰的判断。他认为，⽬前中国发展速度很快，社会呈现向多元型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来⾃不同地区的⼈聚居在⼀起，地域性社会在向移民社会转变，但很多⼈的观念还没有更新，甚⾄是⽤⼀种“堵”和“赶”的思路来处理问题，不知道如何接触、尊重和管理这种多样性。所以在很多地⽅做讲演时，他都提倡要⽤包容的理念和⼼态处理问题，希望能让来⾃不同地⽅、讲不同⽅⾔、有不同习俗的⼈能愉快地⼀起⽣活。
关注社会现实、倡导多元共融，体现了周⼤鸣教授学术研究的应⽤性和⼈民性。
⽥野调查：视野开阔，思维敏捷
⽥野调查对于我校⼈类学系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周⼤鸣教授以“⾏万⾥路，读万卷书”为主题在各⼤⾼校做过多期讲演，强调“读书”和“⾏路”是⼈⽂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
杨⼩柳教授说，在⽥野调查⽅⾯，周⼤鸣教授对她产⽣的重要影响有两点，⼀是整体性研究的视野，⼆是逻辑思维与应变能⼒。在硕⼠阶段，她曾跟随周⼤鸣教授赴陕西关中地区参加世界银⾏对农业项⽬社会影响的评估研究。在调查中，周⼤鸣教授总是喜欢四处⾛动观察，⼴泛收集各种资料，主动与不同的⼈接触，了解调查点所在地区多⽅⾯的信息，围绕所研究的问题，始终把调查点置于其所在的区域中来理解。⽽且常常会要求学⽣们关注不同调查点、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引导他们理解“类型”和“区域”的概念。⼈类学专业学习中，某些“常识”和“原理”，看似简单，却⼜抽象，且难以通过课堂教学来理解。在⽥野调查中，周⼤鸣教授会⾝体⼒⾏地结合相关内容向学⽣进⾏介绍。
这种整体观的⽥野调查法重视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打开了研究视野，给了杨⼩柳教授很⼤的启发。周⼤鸣教授的另⼀位学⽣梅⽅权也说到整体观对⾃⼰的影响，他回忆道：“在周⽼师的带领下，我在江西、云南、东北、陕西、青海和西藏等地做过较长时间的⽥野调查。当时条件艰⾟，但⽼师从整体观、⽐较观和相对论⾓度看问题的⽅法让我获益匪浅。每次调研过程中与众产⽣的深厚感情，也使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探索的艰苦。下⽥野既积累了学术观点，⼜培养了我知⼈阅世的本领和对⼟地和⼈民的感情。”
除了⽅法论，杨⼩柳教授还提到周⼤鸣教授敏捷的逻辑思维能⼒也让⾃⼰⾮常震撼。据她回忆，在项⽬结束之后召开的成果反馈会议上，周⼤鸣教授没有事先准备，即场对所反馈的内容进⾏总结，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且把⾃⼰的专业判断⽤当地⼈能理解的⽅式精辟准确地表述出来，既融⼊了学术的判断，⼜不让⼈觉得抽象难懂。“在极短的时间内应变、组织语⾔，把专业知识完美运⽤在⼀个⾮专业的领域内，我深深地被⽼师的专业素养和思辨能⼒震撼了！他的即兴讲话⽔平⼀直成为我努⼒的⽅向。此后不管是教学实践还是学术交流，我都有意识地训练⾃⼰这种临时应变、组织语⾔的能⼒。”杨⼩柳教授说。
周⼤鸣教授和学⽣们在做⽥野调查
⼈才培养：嘴⽪⼦、笔杆⼦、脚⽪⼦
周⼤鸣教授⾮常重视对学⽣三样功夫的训练——“嘴⽪⼦、笔杆⼦和脚⽪⼦”。他说：“我们要做到能讲、能写、能⾛。前两点其他⽂科⽣也能做好，但在调研⽅⾯，⼈类学的学⽣对于如何寻社会敏感点、如何采集资料、做社会调查，可能
两点其他⽂科⽣也能做好，但在调研⽅⾯，⼈类学的学⽣对于如何寻社会敏感点、如何采集资料、做社会调查，可能更有经验。”
对于本科⽣的培养，周教授主要强调基础知识、学术敬畏和学术兴趣。他希望刚刚⼊门的学⽣能热爱学科、尊重学术，这也是他⼀直在给⼀年级学⽣上课的原因。他也相当重视对学⽣的实践能⼒的培养，磨练“脚⽪⼦”。带学⽣进⾏⽥野调查的时候，⼀般采取分组⽅式，开始是安排⼏个⼈⼀组，慢慢是两个⼈⼀组，最后是⼀个⼈独⽴完成，训练他们独⽴调查、搜集资料、解决困难的能⼒。
⽬前在西藏昌都⼯作的梅⽅权校友从本科⼀直到博⼠都跟着周⼤鸣教授求学，⽽⼯作之后，他也经常向⽼师请教问题，从1995年⾄今已经跟随⽼师学习了⼆⼗⼆年。他说：“当年⽼师教授的知识，对我现在的⼯作依然⼤有裨益，对我如何融⼊边疆地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如何改变区域的贫穷落后⾯貌，都有很强的指导作⽤。”
对于博⼠⽣的培养，周⼤鸣教授也总结了⾃⼰的经验：“博⼠⽣的阅读能⼒、理解能⼒、写作能⼒和研究能⼒都要齐头并进。我除了要求他们看书、写书评之外，也布置任务，指导他们做⼀些应⽤性研究。我的博⼠⽣的‘动⼿能⼒’还是很强的，他们出去⼯作，单位也都给予很⾼的评价。”
除了有意识培养博⼠⽣的动⼿能⼒以外，周⼤鸣教授对学术⽅向的准确把握、对潜在的学术热点的敏锐感知以及对已有研究的创新视⾓的发掘，也对学⽣们起了很⼤的指导作⽤。杨⼩柳教授已经在学校任教⼗年，和周⼤鸣教授从师⽣关系转变为同事关系，但是在研究过程中遇到困惑，依然主动和周⼤鸣教授交流，“⽼师能在看似不经意的聊天过程中帮我捋清学术思路”。
在⽣活中，周⼤鸣教授也是⼀位热⼼帮助学⽣、提携后辈的⽼师。当他了解到某些学⽣家庭经济困难，⼜热爱学术，会主动⿎励他们加⼊课题组，让他们既能加强对学术的了解，⼜能以⾃⼰的贡献获得劳务报酬。如果学⽣遇到其他⽅⾯的困难，他也会尽量帮忙解决。“他的⽅式不是输⾎式的帮助，⽽是为⼤家提供平台，⽽且他从不怕耗费个⼈精⼒和时间，总是主动为学⽣们搭建成长的平台。这⼀点特别难得。”杨⼩柳教授回忆道。
学科建设：务实肯⼲，贡献突出
周⼤鸣教授不但在科研和教学成绩突出，在学校学科建设上也有巨⼤贡献。在2000年-2008年担任系主任期间，周⼤鸣教授做了五⼤实事，有⼒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是重新组织系友会。2001年刚好是我校⼈类学系成⽴的第⼆⼗年，这⼀年周⼤鸣教授牵头重新组织了系友会，加强系友和学校的联系。
⼆是组织了⼤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在周⼤鸣教授的主要领导和组织下，21世纪都市可持续发展暨中国⼈类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会议吸引了哈佛⼤学、哥伦⽐亚⼤学、北京⼤学等国内外知名⾼校的学者参加，扩⼤了我校和我校⼈类学系的学科影响⼒。此后，他还举办了很多专题性的学术⼩会议，促进学者们的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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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推动我校⼈类学科与美国、德国、⽇本、⾹港、台湾等国内外⾼校在学术研讨、科研⽴项等多⽅⾯的合作交流，为⼈类学系引进了⼀批新教师，为学科注⼊了新鲜⾎液。
四是设⽴多个奖学⾦项⽬。在此之前，⼈类学系⼀个奖学⾦项⽬都没有，周⼤鸣教授⾃⼰先捐了两万块，带动其他教授们捐钱。“我们系的很多学⽣来⾃偏远地区，家⾥有困难，我的理念是不能让⼀个贫困⽣失学。我也⽤⾃⼰的钱给系⾥的⽼师发奖⾦、做调查。加⼤宣传、拉赞助，给系⾥设了⼀些奖学⾦项⽬”，周⼤鸣教授爽朗地笑道，“我做事情的风格，就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不然就不做。”
五是加强学科宣传。周⼤鸣教授积极参加公众活动，主动发声。在克隆技术引起社会热议的时期，他参加电视台节⽬录制，从⼈类学⾓度谈克隆技术对⼈类的影响。周⼤鸣教授认为，⼈类学家要争取机会多参与⼀些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社会热点⽅⾯的公众活动，这样可以普及⼈类学知识，扩⼤学科影响。
在周⼤鸣教授的领导下，2002年中⼭⼤学⼈类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中⼭⼤学九个⼊选学科的其中⼀个。谈及当年的申请过程，周⼤鸣教授回忆道：“那时候是冬天，我带着系⾥的黄淑娉教授⼀起赴北京答辩，冰天雪地的，黄⽼师当时都七⼗多岁⾼龄了，想起来很是感动。”后来审批名单出炉，中⼭⼤学⼈类学以超过北京⼤学⼈类学的出⾊成绩赫然⼊列，让⼤家惊叹不已。“这是⼈类学系发展的重⼤转折，此后我们系在项⽬申请、招⽣录取、⼈才引进等⽅⾯都⽐以前更有优势，为学科的长⾜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2008年—2015年，周⼤鸣教授担任社会学与⼈类学学院党委书记，他积极利⽤专业知识做好党务⼯作，先后倡议、牵头开展了“汶川灾后重建科研考察与志愿服务”“岭南⽂化⾏”“社⼯介⼊新⽣⼊学教育项⽬” 等活动，致⼒于以学术情怀引领学⽣、服务社会。
领学⽣、服务社会。
周⼤鸣教授参与学术研讨会（前排左四为周⼤鸣教授）
记者⼿记
周⼤鸣⽼师不但科研能⼒突出，推动⼈类学在社会各⼤应⽤领域发挥作⽤，⽽且在课堂教学、⼈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成果丰硕，颇有建树。
周⼤鸣⽼师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关怀和家国情怀，是“迈向⼈民”的⼈类学研究。他在多次下⽥野的过程中与底层众建⽴了深厚的感情，并且尽⼰所能服务当地众。梅⽅权校友还谈到，当年师⽣们在湘桂黔三省交界处调研时，周⼤鸣⽼师帮助村民们建⽴了能俯瞰三省的中⼭亭，现在它已经成为了当地的风景名胜。吃透马克思主义研究⽅法，直⾯中国城镇化的社会现实，尤其针对乡村变迁和精准扶贫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对策，提升⼈民的幸福感，这是周⼤鸣教授⼀贯的研究路径和不变的学术追求。
图⽚由周⼤鸣⽼师学⽣、我校社会学与⼈类学院杨⼩柳教授提供
采写：刘琼芝
编辑：冼嘉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