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和人性角度阐释电影《霸王别姬》
只是当时已惘然
———从社会与人性角度对电影《霸王别姬》的分析探究
国关文传系1102班马维康20116222
摘要：
陈凯歌的著名电影《霸王别姬》，是以香港著名女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影片借助不同的艺术形式，以京剧这一传统文化典型为线索，将两男一女的人生沉浮与命运投放到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变迁中，在揭示时代、社会变化发展的同时，深刻反映了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关键字：电影《霸王别姬》社会人性
电影《霸王别姬》摄制于1993年，既流行于一时，又在今天成为经典。与原作小说不同，影片着重突出了历史、社会、艺术、理想等因素，而人物的感情经历地位相对次要一些。以社
会角度进行的文艺评论，基于社会学理论，着重研究文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社会看文艺，以文艺思考社会问题，强调文艺对社会反映的深度和广度，认为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应在充分再现典型环境的基础上创造艺术的真实。人性，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同时受先天因素和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从人性角度对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心理展开分析，对其思想感情和心理变化进行深度剖析，有利于更好地解读和把握作品主旨。
一、从社会政治角度对《霸王别姬》人物命运的分析
小说《霸王别姬》把主要笔墨用于描写段小楼与程蝶衣、菊仙的感情纠葛上，通过三人爱恨情仇细致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社会时代的变化更多是作为环境加以描写。电影突破了这一点，通过再现典型社会环境展现了个人命运随时代沉浮的历史主题。电影中的时代与政治关系紧密，鲜明地分为旧时代和新时期，更细致则划分为北洋时期、国共分裂时期、日伪统治时期、内战时期、解放初期、建设时期、时期、改革开放之后八个阶段。
（一）旧时代艺人低贱的社会地位和被玩弄的命运
在电影中，京剧表演是两位主人公的谋生职业，戏子是他们的社会角定位，在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低贱的社会地位和被玩弄的命运。京剧最早源于“四大徽班”进京，其兴盛与政治紧密相连，离不开统治阶级的喜好与支持，京剧著名
演员亦有很高的演出收入和社会影响力。但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伶人”、“戏子”的卑贱地位，他们只是供统治阶级娱乐和玩弄的对象，不仅上层社会轻视他们，他们自己也有着相似的角认同感。在电影中关师傅对程蝶衣的母亲说的“都是下九流，谁嫌谁啊”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1.袁世卿是电影中的重要配角，电影用许多笔墨对他细致刻画，生动展现了他对程蝶衣的复杂感情。袁世卿的原型是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在电影中他对京剧戏曲艺术颇有研究，对程蝶衣更是赞不绝口，评价得入木三分，“独你程老板的虞姬快入纯青之境，有那么一二刻，袁某也恍惚起来，疑为虞姬转生再世了”，并赠送给他贵重的见面礼，但电影中通过一个细节，真实反映了他内心对戏子的轻视：他正准备落座，忽然看到椅背上搭着一件戏服，便伸出两个指头轻轻挑落，戏服无声滑落到地上，他再也不看一眼。梨园戏子虽在戏台上光鲜亮丽，在有限的时空中代表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但一曲终了，他们仍是社会整风运动主要对象
底层的低贱伶人。名声、金钱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观点，共同的爱好也无法跨越与生俱来的阶级。戏子们既像戏服一样华美，又如戏服一般轻贱。袁世卿一方面是程蝶衣的知音，另一方面他也同张公公一样玩弄程蝶衣，“尘世中，男子阳污，女子阴秽，唯有观世音集两者之精于一身，欢喜无限。陈老板愿做我的红尘知己吗？”程蝶衣心理中的女性因素，一方面源于他对师哥的感情，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与虞姬形象的融合，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把袁世卿作为师兄的替代物。两个人的感情本质上是相互利用的。
2.日伪时期，段小楼正准备更衣，一名伪军士兵将戏服劈手夺过，献给日本军官供其穿着把玩，段小楼先是提出请求，得到的是“这才是你的戏衣，他就是要你姥姥身上的寿衣，你也得乖乖地扒下来，懂吗，戏子”的凌辱，他出于义愤打伤士兵，被押入大牢。程蝶衣为青木唱堂会，得到他的赞赏，师兄立刻出狱，对戏子命运的玩弄可见一斑。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程蝶衣演唱时的情景，日式的陈设、架、荷实弹的哨兵、狂吠的狼狗、刺眼的探照灯，所有这些与昆曲《牡丹亭》的温文尔雅格格不入，共同组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统治阶级对戏子具有绝对的生杀予夺大权，迎合他，喜欢你，可以让你荣华富贵；忤逆他，厌恶你，可以让你万劫不复。一切取决于统治阶级的个人喜好而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伤兵到处寻衅滋事，用手电筒晃台上的京剧演员，口出污言秽语，稍有不
满即大打出手。在他们眼中，戏子与一般百姓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可以肆意凌辱的对象。同时，仅仅是因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喜爱，一句话便让程蝶衣洗尽汉奸的罪名，逃脱法律的制裁，只为了能让司令一饱耳目之福，京剧和戏子已逐渐被隔绝于民间观众，成为个别当权者的赏玩对象。
在旧时代的文艺体制中，演员的出名与成功，主要依靠统治阶级和社会上层的认可和接受，具有浓厚政治彩的京戏也不例外，更何况程蝶衣、段小楼所处的时代风云变幻，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台”，各类政治风潮如铺天盖地一般席卷而来，他们既不能与世隔绝，又不敢奋起抗争，为求得一时之苟安，只能逆来顺受，不断地妥协、迎合、迁就，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政治的漩涡中。
（二）建国初期至时代中共对文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949年平津战役国民党军队四面楚歌，兵败如山倒，北平也陷入彻底混乱之中。对于即将进城接管政权的共产党军队，段小楼、程蝶衣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对这支完全陌生的政治力量缺乏充分的了解。借用戏院老板那坤“共产党来了，也得听戏不是？新君临朝，江山易主，庆典能少的了您二位么？不能够！”的话，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共产党与之前的北
洋、日伪、国民政府是一丘之貉，对于中共建立新中国后对社会和大众心理的彻底改造，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1.在为入城解放军演唱时，程蝶衣因吸食，高音唱不上去，段小楼慌忙赔礼道歉，从“各位老总”的对军人惯用称呼可以看出当时他内心的战栗。但解放军士兵却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演员理解与感谢。导演用大量细节烘托了新时代的氛围：红的舞台布置、舞台中央的中共领袖画像、“欢迎解放军”的大横幅、解放军撤去戏院座椅后席地而坐、《解放军进行曲》的嘹亮歌声，这些时代政治符号都带给人们一种喜庆、欢乐、生机勃勃的感觉。程蝶衣受这种时代风气的鼓舞，也重新振作，戒掉后再次登台。
2.但是，新中国建立后的文艺路线，是对旧社会的彻底批判与改造。旧时代的京戏还只是依附于政治势力，对于演员思想、表演内容和形式，统治阶级是不去过问的。中共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吹响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号角，在解放全中国后也毫不犹豫的推广开来。对此作了清晰的表述：“我
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①文艺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工作只能是革命工
作的一部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抱负，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的前进。”2②中共对广大知识分子开始了全方位的、彻底的思想改造，要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态度，与劳动众打成一片，描写他们、歌颂他们，对敌人予以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打击。
“什么是盛代元音？这他妈的就是！”但时代的剧烈变化远远超出了那坤的预想，程蝶衣戒掉烟瘾后，不是继续高唱《霸王别姬》这一类旧时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曲，而是与一众学生在国家名下的剧院里讨论京剧的改革问题，他还没有意识到，京剧的改革不是为了从艺术角度使京剧更好地发展，而是从政治角度让京剧更好地为政治、为革命斗争服务。他固执地守护着传统京戏的内容与形式，顽固地反对让新时代的政治符号，如劳动大众、新中国领袖、天安门、电线架空铁塔等渗入到京剧艺术中。对于京剧是应坚持传统还是与时俱进，基于艺术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的，但动辄与政治相联系，动辄搬出政治符号批驳别人的观点，“帝王将相就是京剧，劳动人民众就不是京剧了？”这类在当时环境下被奉为绝对真理的言论，必然使双方的讨论变为一方的说教、另一方的妥协。“只要是唱西皮二黄，那就是京戏”。多重艺术在一夜之间遭到禁读、禁演，禁发行的命运。革命文学和戏剧
取而代之，成为盛极一时的“元音”。
一旦京剧讨论发展为政治现实的符号化，“争论便被引进了事先设定的革命价值体系之中。一切概念都带有明确的意义，都被分为善恶分明、不容混淆的两部分，都有了确定的高下之分。”3③坚持传统即是反动，加以改造就是革命。对于京剧欣赏对象的选择，对于京戏的内容形式的商榷，原本都是艺术讨论的范畴，一旦投放到具体的政治环境内，便有了鲜明的政治彩，成为非黑即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