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抽象”的批判与认识论改造
整风运动主要对象作者：***
来源：《艺术广角》2022年第04期
        “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思想和行动不统一，想是这样想，做却是那样做，做的事和想的东西不符合。这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1]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五天后，在负责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央学习组会议上通报文艺座谈会的整体情况，指出座谈会规定的文艺方针内在于延安整风运动的整体逻辑之中，是面向文艺工作者的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作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体已经被厘定为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同等重要的“基本同盟者”，然而刚刚步入解放区世界的“亭子间”人，并不具备工农兵体天然无产者属性，亟须完成由外来者到本土者的身份塑形。1939年中共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应该使知识分子“革命化和众化”。三年过后，逐渐熟稔延安风土和解放区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2]。然而延安文艺工作者仍旧存在广泛的“忽视革命性”的偏向，概括其为“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意在说明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主观上接受了为工农服务的原则，而事实上却并没有完成思想的落地。
        一、党领导下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
        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对于党内的同志和干部，认为，纠正其过多注重文艺作品的革命性而轻视艺术性的偏向是当前的重点，目的是强化党内争取和同化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文艺家代表的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有生力量。对此，特别援引了斯大林在联共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谈到，苏维埃党内正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以轻视和鄙弃的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把他们视为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是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一个基于事实的判断是，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业已消灭旧的知识分子中最主要的有生力量，也就是彻底向着资产阶级的文人体，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旧的知识分子的残余，已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的“溶解”过程。[3]
        结合当前中国革命的现状，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溶解”创造性表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4]。革命的形势与任务，催促着当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去思考，如何孵化归属于中国工农的“新”知识分子体，而且是在无产阶级彻底地夺取政权、建立专政之前。在为新中
国设计“国体”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先进的知识分子将和工人、农民一道构成未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共和国中的决定性力量。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溶解”过程中存在的关键性矛盾。对于党而言，需要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既要避免全面共产主义化，又要确立社会主义因素的决定性定位。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需要他们更为主动积极地向着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靠拢。“溶解”过程一方面需要党内主动接纳并教育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需要知识分子主动清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自觉站到工人和农民的统一战线之中来。
        知识分子并非天然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需要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小资产阶级属性，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事实上，对于这些义无反顾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已经自发地开始了自身的思想转型。因此，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在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知识分子受到教育和引导去解决真正意义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实现“溶解”到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之中。在1945年的七大报告中，总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根本目的，就是“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逐渐使他们自觉”。[5]
        1902年的列宁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主义中过分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忽视社会民主党自觉作用的观点，认为单纯依靠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只会走入工联主义的歧路，知识分子需要自觉地成为社会主义意识的灌输者。列宁借用考茨基的一段话表达两者间的关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这个学说（现代社会主义）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6]继承和发扬了列宁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界定，他进一步看到，“自觉性”并非天然产物，同样建立在知识分子自发性的基础上。对于中国而言，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力量庞大、完全自觉的先进知识分子体。因而首要任务还不是一步实现知识分子对无产者的意识灌输，而是催产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知识分子体，在知识分子由自发向自觉转变中，引领角由党来承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华君武的讽刺漫画、王实味《野百合花》等一系列的文艺事件表明，知识分子的转变停滞在某个尴尬的节点上，左联过往的工作使得这些文艺工作者已经意识到并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理论，然而真正进入人民大众的语境之中时，这些知识分子反而无所适从，最终退回他们本来的小资产阶级温水区之中。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背后，存在两个导致它的原因。其一是党内依然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极端指向共同的问题——理论和实践的“隔离”[7]，党
内既然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党指引下知识分子的蜕变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其二是对于初来延安的文艺界人士而言，过去接受的旧思想和所处的环境阻碍了他们顺利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对此，特别声明，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针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目的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一个自觉的破坏”[8]。
        二、关于“抽象”的批判
        在延安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一年后，党内的作风整肃一新，文艺界的整风也呼之欲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成为解决文艺界蔓延的主观主义问题的核心文件，开始催化延安知识分子的新身份的塑形过程。意在催促半只脚踏入马克思主义大门的知识分子迅速完成主观世界的改造任务，实现向工人和农民的“溶解”过程。《讲话》中提到文艺工作者眼下的具体任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而且“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众生活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9]
        如何理解《讲话》在知识分子向工农结合过程中的规定性功能？一方面需要关注其中主张和倡导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如何解决文艺理论与实践中的基本命题;另一方面也应
该关注到所批判的对象，借此到当时延安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类似于数学上的反证法，分析《讲话》批判的对象，可以让目光集中到主张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核心，以及还原延安文艺座谈会前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的首要困难与解决出路。
        《讲话》中反复使用“抽象”这一词语来形容所要批判的对象。对此引发的思考是，什么是“抽象的”？或者什么是“不抽象的”？“抽象”是仅仅作为单纯指责文艺工作者不注重现实的形容词，还是暗含了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内涵？与“抽象”相对立的表述是否构成《讲话》方法论意义上的核心部分？在《讲话》中，用不同的句子和表达，列举了包含“抽象”的三组相对关系。
        第一组是关于抽象定义的批判。“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10]这组关系事实上反映了唯物论辩证法的本质要求，“抽象”被用于形容抛弃客观存在第一性的纯粹逻辑化命题推理。值得注意的是，“抽象的定义”指向将意识性的命题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之相对的“客观事实”却绝不是简单地代指片面、孤立的社会现实，而是建立在具体社会事实基础上的事实总体。这
组关系直接来源于列宁针对孟什维克的批判。“少数派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这段话旁边，写下如下批注：“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11]
        第二组是关于抽象人性的批判。“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12]“抽象”指向对基本阶级社会现实视而不见的天真臆想，似乎人性具备普遍、共同的统一涵义，事实上内在已经被置换为资产阶级的内核。因此，文艺工作者如果执着追求书写和表现去阶级化的抽象人性，那么文艺工作势必要和无产阶级化的道路分道扬镳。
        在1943年关于人性问题的批语中，写道：“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13]抽象人性的批判表明，当时阶级社会的事实基础上，任何事物不可避免地具备阶级的烙印，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一般事实基础”。文艺
工作者将诸如爱、自由、真理、人性的阶级内涵抽离出来而形成的抽象事物，事实上是断绝了辩证发展可能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阶级社会必然消亡，在阶级消泯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决然不同于当时臆想构造而出的“抽象”。
        第三组则是关于抽象标准的批判。“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14]可以看到，“抽象”同样代表反阶级的空洞的命题，同时还具备恒定不变的意义。在读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讨论“德波林派”的段落时，反复在原文旁写下“中国主观主义者正是这样”“中国正是如此”等批语，主观主义者的缺陷在于“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15]
        这三组面向“抽象”的批判，不同程度地表露了“抽象”一词中非具体、非现实的内涵，实质共同指向知识分子彻底改造自身认识论的根本任务。尽管《讲话》作为具体政策的指导性文件，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的认识论问题作出理论的探讨，但依据三组对“抽象”的批判所共有的意涵可以得出，并非打算仅仅在文艺家中传播简单明了的文艺原则和马克思主义话语，而是希冀延安文艺工作者意识到根深蒂固盘踞在自身中的小资产阶级认识
论，更迭以马克思主義认识论，这也是知识分子“溶解”过程中，最关键的、最棘手的问题。没有彻底改变认识事物、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仅仅盲目记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命题和论点，这是指责部分文艺工作者理论和实践脱离的真实含义。
        在其他著作中，更加详细具体地描述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事物过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人初步得到关于事物的各种感觉和印象，随着实践的深入，理性加入认识过程之中，由此事物的本质、总体、内部规律被精准地把握，形成正确的理论，最后理论回到实践之中，指导更科学的实践。即具体现实—抽象理论—实践检验三个环节构成的认识过程。理论的形成也就是理性思维抽象的过程，借用列宁的话称之为“科学的抽象”，与《讲话》中所批判的“抽象”不同的是，“科学的抽象”重点在于“科学”，也就是先要立足于现实实践中充分的感性认识，然后通过理性化思考得出合乎实践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