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广东省司法厅公布了《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送审稿）》并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地方法规草案明确提出：“中小学教师对学生上课期间不专心听课、不能完成作业或者作业不符合要求、不遵守上课纪律等行为可以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此前，2017 年3 月起实施的《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已经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首次设置了“惩戒”条款。而在近两年的全国两会，亦有多位代表、委员呼吁，应当修改教师法等相关教育法律，明确赋予教师以惩戒权。
诸如此类的立法行动或动议，都指向了“教育惩戒权”这一特定概念。所谓教育惩戒权，既是教师对学生失范行为进行强制性管教的权力，也是教师基于职业身份而获得的专业权利。教育惩戒权是尊重教育规律的必然产物。适度惩戒能督促身心尚未成熟的学生及时纠偏改错，催动其由“他律”逐渐走向“自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围绕着教育惩戒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始终存在着臧否不一的激烈争议。尽管“严师出高徒”之类的传统观念，已经肯定了惩戒教育的积极价值，但“不打不成器”、“棍棒教育”等历史积弊，又使“惩戒”蒙上了重重疑虑的阴影，甚至被误读为“体罚”的代名词。尤其是多年以来，教育惩戒权在我国教育立法体系中仍属空
白地带。既未确立教育惩戒权，更谈不上可操作、细节性的制度安排。而观念的误区和立法的盲区，又直接导致了教育惩戒权的流失或滥用。
诚如前苏联教育学马卡连柯所言：“适当的惩戒不仅是老师的权利，更是老师的义务。”从本质而言，教育惩戒权是一种不可放弃的公权力，需要立法的明确授权。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都对此作出了具体的实体和程序规制。比如，英国的《2006 年教育与督学法》和官方建议的《学校中的行为与纪律》，就详尽列举了教师对失范学生可以实施的惩戒措施，包括口头训斥、罚写特定作业、丧失参与某些学校活动的权利、参与社区服务直至短期或长期停学等等。
广东省教育学院广东等地引入教育惩戒权的立法尝试，彰显了以法治思维直面教育现实问题的努力，其意义可谓重大。但也应当看到，立法确立教育惩戒权的正确姿态，并非简单地赋予权力，而是必须对教育惩戒权的基本原则、具体形式、适用范围、实施尺度、正当程序、监督手段、救济机制等等，作出精密细致的规则设计。其中的最大难点，莫过于合理适度地划定教育惩戒的种种边界。一方面，试图穷尽教育惩戒的所有细节标准，乃是立法上难以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教育惩戒作为一门艺术，也须为教师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因而
在最大限度正向构建惩戒细则的同时，不妨采用反向思维，清晰设定防止滥用教育惩戒权的底线规则，将体罚、变相体罚、侮辱人格等不当行为明确纳入禁止之列。只有立法赋权与立法限权并重，才能在有效激活教育惩戒权的同时，防止其沦为越轨惩戒的“合法”外衣。也才能在为教师行权提供法律支持的同时，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免于滥权的伤害。
从这个意义而言，广东等地的立法破冰，还须深化更多的立法考量，倾注更多的立法智慧。而由此积累的立法经验，在凝聚教育惩戒权的社会共识的同时，也将推动国家层面立法的前行，最终在教育法律体系中奠定一块必不可少的权力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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