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已迎来刘易斯拐点？记者近日分赴十余省份发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遇阻的制度壁垒下，从狭义的刘易斯拐点理论看，我国正在步入拐点阶段。拐点的双面效应日渐明显：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企业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对经济结构调整起着倒逼作用。
“终于看见一个年轻人了。”在四川省仁寿县的几个村庄采访近3个小时，记者终于远远看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兴奋地指给随行的乡镇干部看，走近一看却也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少了年轻人的村庄显得格外静谧，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狗吠。
记者近期在浙江、广东、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东中西部10余省份走访时看到，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用工荒”现象已从东部蔓延至中西部地区，各地争夺劳动力“白热化”，农民工工资普遍快速上涨。
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加剧。据人社部官员称，尽管我国劳动力总量充沛，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是必然趋势，预计2020年至2030年，每年减少近800万人，2030年后每年减少830多万人。
供求反转：劳动力输送甲乙方角颠覆
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廉价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用工荒”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蔓延，东部和中西部劳动力输送转移的“甲方”和“四川省人社厅乙方”角逐渐被颠覆。
“以前只要在公司厂门口贴个广告，就有很多农民工应聘，现在主动出去招聘都很难。”浙江省温州市法派集团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曹乔乔说，该公司用工缺口达1/3。据浙江省人社部门统计，浙江超过1/4的企业存在缺工情况，企业“用工难”、“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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