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全球化经济、⽂化、科技发展的影响，作为国家信息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必然是“与时偕⾏、与时俱进”的。
2021年国考面试了吗以1989—2016年间我国国家层⾯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本为研究对象，运⽤⽂献研究法、⽂本分析法、TF-IDF算法和聚类分析法等，探讨了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展的历史变化轨迹。从⽂本和内容分析的⾓度，揭⽰了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演进的三个发展阶段：初步起始阶段(1989—2000年)、迅速发展阶段(2001—2010年)和全⾯推进阶段(2011—2016年)。通过提取关键词、确定重要词语和主题聚类⽅法，讨论了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演进特征和主题关注度，从⽽为我国过去27年来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演进勾勒了⼀幅意义图景。
23年二建考试时间⼀、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资源强国⾏列。强调要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把教育信息化纳⼊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教育信息化⼗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三五”规划》(2016)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标也明确指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命性影响作⽤，基本建成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益受到国家层⾯的重视。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共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度设计保障。回望历史，考察我国过去⼆⼗多年来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展变化历程，对于我们反思过往，审度现实，把握我国在全球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政策导向设计，切实保障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研究设计
(⼀)研究现状
⽬前，国内学者围绕国家层⾯的教育信息化政策研究成果⽐较丰富。在范围上，主要针对美国、英国、新西兰、⽇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历程进⾏探究，通过对⽐分析，为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提供启⽰和思考。在内容上，主要涵盖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与研究、执⾏偏差分析与对策研究、传播的可视化设计、价值分析、宏观政策与战略研究等。在⽅法上，⼤部分采⽤的是⽂本解读的⽅法，极少数采⽤内容分析、访谈、⽥野调查、词频分析等⽅
策与战略研究等。在⽅法上，⼤部分采⽤的是⽂本解读的⽅法，极少数采⽤内容分析、访谈、⽥野调查、词频分析等⽅法。
基于上述现状，本研究在教育政策的⽂本分析和中⽂⽂本挖掘理论的指导下，从量化的⾓度，系统地对我国国家层⾯的教育信息化政策进⾏⽂件属性计量和话语分析，以期揭⽰我国近⼆⼗多年来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阶段、演进特征和关注度不同的主题内容。
(⼆)政策⽂本选择及分析
本研究以“中华⼈民共和国中央⼈民政府”“中华⼈民共和国教育部”“法律之星”“中国教育信息化⽹”以及“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等⽹站发布的政策⽂本为准，展开相关国家层⾯的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检索(截⽌于2016年12⽉1⽇)。在我国，政策⽂本多以规划、意见、通知、纪要、决定、办法等形式出现，⽽领导讲话、发展概况、每年的⼯作要点、报告等⽂本形式也能够反映⼀定时期之内的政策导向；在检索过程中凡与电化教育、信息技术、远程教育、教育技术等词语相关且涵盖国家层⾯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均在研究范围内。如此，共遴选出111份政策⽂本，最早可追溯⾄1989年。⽂本数量和制定主体部门，如图1和表1(因有部分政策⽂本来源于中国教育信息化⽹，并未统计在表1中)。
如图1所⽰，1989⾄2000年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本基本是⼀年发布⼀两项政策;2001年之后政策发布的数量逐年激
增，2004年更是达到10项之多，往后是逐年减少，到2010年只有1项;2011年之后，政策发布的数量⼜开始增多，2012年陡然上升到11项之多，之后每年的政策发布数量保持相对平稳。图1中的线性(数量)
关系表明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数量发展⼀直处于增长的态势，说明国家对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越来越重视。
图1 教育信息化政策历年发布数量变化图
⾃1989年⾄2000年，国家层⾯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基本上由教育部(国家教委)制定;2001年⾄2010年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部门⾛向多元化，包括国务院、教育部和中央电化教育馆等，数量上也有所增加;2011年之后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部门及数量增多，层次更⾼，数据统计见表1。
表1 教育信息化政策⽂本制定主体统计情况
基于图1和表1的内容分析，我们可以把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步起始阶段(1989—2000年)、迅速发展阶段(2001—2010年)和全⾯推进阶段(2011—2016年)。
江苏省自学考试查询中心(三)研究⽅法
(三)研究⽅法
根据研究⽬的，本研究将1989年以来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构建为⼀个语料库，以与教育信息化政策内容
相关的部分作为研究样本，其余的都删除。考虑政策⽂档的长短与计算的⽅便，本研究将政策⽂档中的总词数进⾏标准化，即每篇政策⽂档的总词数是该项政策内容的Word格式中总字数的80%。
根据教育信息化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在语料库中设置三个⼦语料库，并且分段汇集各个阶段的政策⽂本。
1.使⽤ROSTCM软件提取⾼频词(每篇⽂档输出前1000个词语，对分词不准确的词语进⾏⼈⼯修改)，⾼频词的临界点可以通过⼀篇⽂档中出现词的个数(不同词语的个数)开⽅得到。提取出的⾼频词视为关键词，并对词频进⾏统计分析。
2.在词语频数、词语频率和TF-IDF值三种计算⽅法下，提取每种计算⽅法下的排序前20个词语，对⽐三种计算⽅法下的前20个词语，共同出现的词语视为重要词语，分析每阶段的重要词语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3.使⽤SPSS软件对⾼频关键词进⾏聚类分析，分析出每个阶段的政策主题及内涵。主题内容的分类参考如下六个标准：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资源；信息化应⽤；信息化⼈才；信息化产业；信息化管理、政策和标准。
三、研究结果分析
(⼀)提取关键词
根据语料分析结果，初始起步阶段(1989年—2000年)中共有13项教育信息化政策，提取了82个关键词；迅速发展阶段(2001—2010年)中共有59项教育信息化政策⽂档，提取了172个关键词；全⾯推进阶段(2011—2016年)共有42项教育信息化政策⽂档，提取了162个关键词；各阶段的关键词与词频统计情况如图2所⽰(词语后的数字是词频)。
如图2所⽰，初步起始阶段中“电化教育”⼀词的词语频数是184次，可见我国这段时期的教育信息化政策主要实施对象是电化教育领域。迅速发展阶段中“远程教育”是883次，“电化教育”词频是54，说明这⼀阶段教育信息化政策倾向的主要领域是远程教育。全⾯推进阶段中“现代化”“数字化”“宽带”“数字”“⼈⼈通”等词语的⾼频出现说明我国已由教育信息化迈进数字化阶段，也是“互联⽹+”教育时代的发端。
图2 教育信息化政策演进三个阶段的关键词
初步起始阶段中的“电视”“卫星”“⼴播”这些词，表明这时期我国是利⽤卫星系统进⾏教育教学的，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的电化教育设备。迅速发展阶段中“计算机”的词语频数是44次，“互联⽹”的词语频数是63次，“卫星”和“⼴播”的词语频数是42次和7次，可见这⼀阶段是以计算机为主的互联⽹技术应⽤到远程教育中。初步起始阶段中“教学”“教材”“教师”“培训”等词语说明我国在这⼀时期要求对教师进⾏相关的电化教育知识与技能的培训，要求教师努⼒钻研电化教学的教法和制作符合电化教育的教材。迅速发展阶段中“教师”“教学”“培训”的词语频数依然排在前⼗，对在职教师开展培训，培养他们使⽤信息技术⼿段提⾼教学能⼒。全⾯推进阶段中“教师”“教学”“培训”等词的词语频数依然排在前列，可见对教师的培训始终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培养教师对信息技术的应⽤能⼒并使⽤技术改变教育教学。
河北省教师资格证初步起始阶段中出现“⾏政部门”关键词，迅速发展阶段中出现“教育部”“电⼤”“⾏政部门”等关键词，全⾯推进阶段中出
现“教育部”“⾏政部门”“科技司”等关键词，表明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主体数量增加且多元化。
迅速发展阶段中“建设”⼀词出现的词语频数最⾼，说明在初步起始阶段奠定教育信息化基础之后，进⼊21世纪，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标是加强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
全⾯推进阶段中“资源”⼀词的词语频数最⾼，表明这阶段我国在积极加强建设教育⽹络资源体系，⿎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发开放式的教育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应⽤”⼀词的词语频数次之，信息技术、课程资源等内容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建设与发展，此阶段对“应⽤”提出了新要求，因为信息技术的“应⽤”才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着⼒点。
“创新”在迅速发展阶段的词语频数是98次，全⾯推进阶段是238次，排在前20。迅速发展阶段是对数字化教学设施技术、教育⽀撑软件开发平台、教学标准评测认证机制等⽅⾯的创新。全⾯发展阶段是指在前⼀阶段的基础上对技术、平台与机制等⽅⾯进⾏融合创新，从⽽提⾼教育教学的效能。“职业”⼀词的词语频数依次为8次、37次和148次，说明职业教育信息化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服务领域。“特殊教育”“特教”等词只在迅速发展阶段出现过，表明特殊教育信息化的关注度并不⾼。
(⼆)确定重要词语
因为基于单⼀的词频⽆法判断哪些词语是某⼀阶段的重要词语，⼜因政策⽂本有长短之分和词语之间的距离之分，为此，本研究使⽤TF-IDF算法对图2每个阶段的⾼频词进⾏计算，算出每个阶段的每个⾼频词的TF值(词语频率)和TF-IDF 值。
TF-IDF(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是⼀种⽤于资讯检索与资讯探勘⽐较常⽤的词语权重计算⽅法，该⽅法计算某⼀词语在多个不同主题⽂档集中的IDF值和同⼀⽂档中词语出现的T
F值。TF-IDF计算⽅法为：TF-IDF=词频(TF)*逆向⽂档频率(IDF)；其中TF(Term Frequency)是分词出现的频率，计算⽅法为：TF=(某个词在政策⽂本中出现的次数)/(政策⽂本分词后输出的总词数)。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逆向⽂档频率，计算⽅法为：逆向⽂档频率(IDF)=lg ((同⼀阶段政策⽂档数/出现该分词的⽂档数)+0.01)(注：加上0.01是为了防⽌lg计算返回值为0，lg函数的底数是10)。
在此基础上，将“词语的词频、TF值和TF-IDF值”按数值降序排序，在这三种情况下数值都出现在前20的词语，视为重要词语。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每阶段重要词语统计情况
然后，对上述三个阶段的重要词语的演变进⾏分析，利⽤Excel作词语与时间(以“年”为单位)的变化图，同⼀年中相同的重要词语的TF-IDF值相加作为该词在这⼀年的TF-IDF值，三个阶段的重要词语如图3、图4、图5所⽰。
如图3所⽰，“培训”⼀词在1996年发⽣波动，这⼀年针对职业培训、成⼈继续教育、实⽤技术培训等⽅⾯提出了⽬标，扩⼤了培训规模。
图3 初始起步阶段重要词语演变图
“技术”和“教学”等词在1998年波动⼤，表明以计算机技术为核⼼的现代信息技术进⼊教育领域，促进教学⼿段和⽅法改变。在1999年这个时间点上，“建设”“管理”和“教学”三词的TF-IDF值都处在直线上升趋势，结合“技术”⼀词，说明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络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进⼊信息化建设、管理和教学⾰新之中。
机、多媒体和⽹络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进⼊信息化建设、管理和教学⾰新之中。
中国教育平台网站图4 迅速发展阶段重要词语演变图
如图4所⽰，“教师”⼀词在2005年的TF-IDF值最⾼，利⽤现代远程教育⼿段对教师教育⼯作开展培训，培训教师的专业知识、课程资源开发技能和加强教学过程管理等⽅⾯。2008年“教师”⼀词的TF-IDF值仅次于2005年，2008年“培训”⼀词的TF-IDF值最⾼，这⼀年政策的主要⽬标是教师培训，提⾼⼴⼤中⼩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和教育技术应⽤⽔平，政策倾向是各级政府机构组织开展教师培训项⽬。
图5 全⾯推进阶段重要词语演变图
如图5所⽰，2014年是“技术”⼀词的转折点，这⼀年涉及的主题内容⽐较多，如推进“优质资源班班通”、实现“宽带⽹络校校通”、加快“教师培训课程建设”等⽅⾯。
石家庄教育考试院电话“教学”⼀词在2012年的TF-IDF 值最⾼，这⼀年的政策对教育教学的⽬标集中在职业院校的教学模式管理与创新、建设智能化教学环境、利⽤信息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模式等⽅⾯。
“学习”⼀词在2014年的TF-IDF值是最⼤的。这⼀年“宽带⽹络校校通”、“⽹络学习空间⼈⼈通”等⼯程的⼤⼒推进和各种形式的课程资源的应⽤与建设，改善了信息化学习环境，促进了学习⽅式的变⾰。
“教师”⼀词的TF-IDF值⼀直⽐较均衡，在2014年其值最⼤，这⼀年出台了两项有关教师信息技术应⽤的政策，是关于中⼩学教师信息技术应⽤能⼒培训课程标准和应⽤能⼒标准的内容，⽬的是为了提⾼教师信息技术⽔平。
“培训”⼀词的TF-IDF值⼀直很⾼，2011年相关政策指出，要继续开展中⼩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努⼒提⾼教师信息素养，构建教师终⾝学习体系，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师资保障。2016年开展新⼀轮的教师培训、校长培训，围绕“⽹络学习空间⼈⼈通”的相关内容开展培训。
由图3、图4、图5可知，“培训”⼀词在三个阶段的TF-IDF值分别是0.03、0.07、0.08。结合“教师”⼀词，
可知“教师培训”的主题是后⾯两阶段更加注重的内容。“技术”⼀词在三个阶段的TF-IDF值分别是：0.04、0.05、0.05。从数据上
看，“技术”⼀词的发展是很稳定的，它在每个阶段中都⽐较重要。“教学”⼀词的TF-IDF值分别是：0.03、0.06、
0.04，TF-IDF值有变化，但基本稳定。图5中“学习”⼀词在整个时间段中的波动很⼤，2014年其TF-IDF值是最⼤的。2013年之后，各种终端技术的发展和各种形式的课程资源建设，有⼒促进了学习⽅式的变⾰。
“服务”⼀词只出现在图4中，2010年其TF-IDF值为0，结合“技术”⼀词，发现“技术服务”这⼀内容的关注度并不⾼。在计算关键词的TF-IDF值时，发现“经费”⼀词在全⾯推进阶段中的TF-IDF值是0.008。可见它对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重要性并不⾼。“⾼校”⼀词的TF-IDF值是从0.03到0.05，其中第⼀阶段很少出现“⾼校”⼀词，“院校”⼀词的TF-IDF值是从0.004、
0.01到0.01，“⾼校”和“院校”所指的都是⾼等教育。说明⾼等教育信息化是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关注度上升的主题内容。
(三)主题聚类
1. 初步起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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