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卷 第6期
2009年11月地 理 研 究GEOG RAPHICAL RESEA RC H V o l .28,N o .6N ov .,2009
收稿日期:2009-05-19；修订日期:2009-08-26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2005B31001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1067)；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05ZD790008)；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 -07-0889)。
作者简介：李凡(1968-)，男，广东梅县人，博士，副教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区域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研究。E -mail :fslifan @163
民间信仰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
及对社会文化空间的整合
李 凡1，司徒尚纪2
如何查询自己的高考分数(1.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旅游系，佛山528000; 2.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510275)
摘要：明代以来佛山的民间信仰迅速发展，神庙系统庞杂，既有广府民系的属性，又反映出
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特征，对佛山城市发展产生了影响。从古地图和文献中提取历史时期基
本空间数据和神庙等文化景观地理信息，建立佛山历史G IS 数据库。通过景观复原、地图再
现、空间分析和景观分析等方法，以神庙景观为视角，研究表明：明代至民国初年，神庙景
观基本上以祖庙铺和明心铺及其周围地带为核心，呈自南向北逐渐扩展的分布总趋势，并与
佛山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相一致，逐渐形成了以佛山祖庙为中心的北帝信仰文化景观的核心地
位。通过对北帝巡游路径空间的解读，反映出佛山民间信仰场域的构成，以北帝信仰为纽带,
形成了以祖庙为中心的“中心—四方”空间形式，整合了佛山的城市社会文化空间。
关键词：民间信仰文化景观；神庙；佛山；历史G IS ；社会文化空间
文章编号:1000-0585(2009)06-1550-12
1 引言
2021年国考招考简章 民间信仰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在儒、释、道之外存在着第四种宗教，即民间宗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间教派宗教，二是流传于民间的为普通民众所共同崇信的神灵信仰，即所谓的民间信仰[1]。与民间教派宗教等制度化宗教相比，他们往往没有组织系统、教义和特定的戒律，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2]。明清以来，民间教派宗教经常会受到政府的防范和镇压，但深植于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却难以完全禁止，进而形成了五光十的文化景观，并折射出区域的社会文化内涵。由于民间信仰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其地理学的研究是我国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内容。过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出发，研究民间信仰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特别是水旱等自然灾害对民间信仰的影响[3,4]；二是从文化区的角度出发，研究区域民间信仰和诸神祇的地理分布和地域差异[5～8]。城市文化景观是传统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重点，也是新文化地理学解读的对象。国内研究主要强调剖析城市文化景观的结构和系统[9]，及其所反映的城市历史变迁过程[10～12]，以及具体的文化景观分析和解读[13～15]。而国外则更多关注于由
6期李 凡等：民间信仰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及对社会文化空间的整合1551 景观所阐释的城市社会文化过程[16,17]。尽管有关城市文化景观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民间信仰文化景观的涉猎还比较鲜见。民间信仰文化景观是指围绕这些信仰而建立的场所及其组成，以及各种仪式活动。其中，神庙是民间信仰的最主要场所和典型文化景观，与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周尚意等认为可以从作为
文化景观的寺庙入手，研究民间信仰或崇拜的分布、沿革以及所反映的人地关系[18]。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复原”和“构想”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题[19]
。“地理学构想(geog raphical imaginatio n )”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地理空间的结构形式绝不是纯经济理性的直接展现，而是人类族社会内部文化生活形态、社会政治关系、甚至是宗族和宗教信仰等不同部门交错作用的结果[20]。新文化地理学将景观作为社会文本，强调景观解读和空间分析的理念和方法。前述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大多采用历史文献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GIS 等地理学新技术手段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而在国内外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中,GIS 已经开始被作为研究的工具[21～23]。
综上所述，民间信仰文化景观的地理学研究在内容与方法上都值得深入探讨，神庙作为民间信仰的神圣空间和物质文化景观，则是研究的很好视角。本文以明清时期佛山的神庙景观作为文本，解读文化空间，通过历史GIS 绘图和时空元素交互的可视化功能复原历史时期文化景观的空间状况，并诠释景观所意含的社会文化空间意义。2 研究地域、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佛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天下四大名镇”①和“天下四聚”②之一，是“兴于明而繁于清”的中国传统工商业城市[24]，这里集中了岭南传统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图1)。其中，民间信仰尤为突出，有“越人尚鬼，而佛山为甚”③的说法。至民国初年，仅7km 2的佛山镇就有神庙、寺庵和道观200余座④，祠堂近400座⑤。佛山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基本是由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结果，传统文化与社会
因素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因而，考察该城市民间信仰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及其效应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研究资料来自对佛山古地图和历史文献的梳理。古地图包括清乾隆、清道光和民国初年三个时期《佛山忠义乡志》所载的方志地图。其中，民国初年《佛山忠义乡志》所载的《各铺街道图》采用了详细的测绘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精确度。而且，民国时期佛山的城市改造对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影响微弱，因而《各铺街道图》基本反映了清代佛山镇的空间形态。所以，选择其作为本文历史GIS 基本空间数据的地理底图。佛山神庙、里社、祠堂和工商业会馆等文化景观的地理数据主要从历史文献中挖掘，有《佛山忠义乡志》、清道光十年的《佛山街略》、清代《佛镇祖庙玄天上帝巡游路径》，以及民国时期的《南海县政季刊》等。
本文综合使用了GIS 空间分析、景观分析和历史文献分析方法。首先，以1∶500佛山市数字化地图为基准，选取一定数量的控制点，在A rcinfo /Workstatio n 的支持下，对《各铺街道图》进行校正、配准和数字化，最大程度地保留古地图上的原始信息。其中,
①②③④⑤(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首2.
(清)刘廷献.《广阳杂记》，卷4.
(清乾隆)陈炎宗.《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俗.
(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8，祠祀志.
(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9，氏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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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位置图(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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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Qing Dy nasty)护士电子化注册系统入口
“铺”为明清时期佛山镇的基本行政区划单元，明代划分为二十四铺。至清道光年间，增加到二十七铺。民国初年，又增至二十八铺，同时市区扩展至北部四沙①；其次，从古地图和历史文献中提取神庙等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以点、线和面数据类型表示。从古地图中提取的地理信息空间位置较为确定，而从历史文献中提取的为表明相对位置的地理空间信息，尽管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基本可以清晰地呈现文化景观空间的变化。空间数据建立后，构建其对应的属性数据，完成历史GIS数据库的建立。其中，属性字段列有名称、类型、所属铺名、地址、始建时期等，通过时间属性可以显示不同历史时期的景观变化；最后，基于佛山历史GIS数据库，以神庙景观为视角，探讨历史时期佛山民间信仰文化景观的时空变化及其对社会文化空间的影响。
3 佛山神庙文化景观的类型和特征
民间信仰的神祇十分庞杂，缺乏体系化。参照潘朝阳的分类[25]，并根据广东民间神祇的特点，可将民间神祇归纳为圣贤型、自然型、鬼神型、乡土型、行业型、释道型和神话型七种类型(表1)，但由于一些民间神祇兼有诸多特征，故他们之间的界限也不一定十分严格。按照神庙名称、供奉的主祀神进行统计，佛山民间神祇总体上以“释道型神祇”
(25.93%)、“圣贤型神祇”(24.87%)、“自然型神祇”(19.05%)和“神话型神祇”
(15.34%)四种类型为主。若按神祇所占的比例，则分别是关帝(8.72%)、观音(8.20%)、华光(6.15%)、北帝(4.62%)、天后(3.95%)。
佛山民间神祇特征的形成受到地理环境、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相互渗透交融的影响。佛山所处潮湿炎热之地，基塘密布、河网纵横，内河航运十分繁忙。明清以来佛山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科举人文兴盛。折射在诸神崇祀中，寓意忠义守信、祈福平安和登科夺魁的关帝、观音和文昌崇拜，以及诸多航运保护的水神崇拜比较普遍(如北帝、天后和南
①北部汾江沿岸由于围垦和河流淤浅而形成大量的沙地和沙田，清代逐渐成为人口聚居地，即鹰嘴沙、文昌沙、太平沙和聚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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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佛山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祇谱系表
Tab.1 The pedigree of main Go ds in the folk religions in Foshan 类型主要神祇
圣贤型神祇孔子、关帝(武帝)、天后、绥靖伯(陈公爷爷)、三界圣神(冯克利)、谭仙(谭峭)、伏波将军(马援、路博德)、扁鹊、杨爷(伏波将军副将杨仆)、孙真人(孙思邈)、许真君(许旌扬)、龙母，等。
自然型神祇东岳、斗神(斗姥)、雷神、樟柳二仙、花神、太岁、三官(天、地、水官)、火神(华光)、风神、痘神、南海神(洪圣大王或广利王)、土地、三元(天、地、水元)，等。
鬼神型神祇梁舍人、金花神、柳氏夫人、十二奶娘，等。
乡土型神祇张王爷、白马将军、乌利将军、普庵禅师、花蕊夫人、惠济保民大王、飞云将军，等。
释道型神祇观音、地藏、太上老君、吕洞宾、华光、王母、真武大帝(北帝)、齐天大圣、观音父母、康元帅、赵元帅(赵公明)、石元帅、温元帅、道里真君(康大元帅)、景祐真君(张副元帅)、三清尊神(玉清、太清和上清)，等。
行业型神祇鄂国公(尉迟敬德)、华佗、博望侯(张骞)、石公太尉、陶冶先师、北城侯(鲁班)、鬼谷子，等。
神话型神祇盘古、炎帝(神农)、仓颉、黄帝(轩辕)、太昊(伏羲)、龙王、文昌、城隍、财神，等。
资料来源：清乾隆、道光和民国初《佛山忠义乡志》。
海神等)。且与粤西、粤东等县相比，神祇类型的首位度并不高，反映出佛山民间神祇呈现出分散性和多元性，具有典型的广府民系多神崇拜并存的特质。其中，佛山镇的“行业型神祇”占有一定的数量。
根据清至民国初年广东各府县地方志的祠祀、坛庙部分①的统计，在所有各府县的行业型神祇数目中，佛山、南海和顺德占88.23%，而仅佛山镇的行业型神祇就占41.18%。在广东民间信仰神祇谱系的行业型神祇中，如：鄂国公、华佗、博望侯、石公太尉、陶冶先师、北城侯和鬼谷子等，佛山镇基本都涵盖在内。佛山镇的大量行业会馆都有各自行业神的崇拜，崇祀的行业神类型和数量要远大于《佛山忠义乡志》中的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佛山这座岭南工商业巨镇的属性。另外，佛山的民间信仰文化景观既保留了百越古族的遗风，又体现出中原文化的洗礼，更有各地文化的相互交融。例如：佛山镇存留的盘古崇拜，宋元以来多次大规模的中原人南迁而传入的北帝、华光等神灵信仰，闽商和潮商带来了天后崇拜，粤西和粤北商客使得很多源于粤西及西江、北江流域的龙母、雷神、三界神和飞云将军等民间信仰都在佛山安家落户。教育局举报
山西省公务员考试网入口4 佛山神庙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
根据清乾隆、清道光和民国版的《佛山忠义乡志》可以获取三个时期的佛山镇神庙文化景观空间数据库。按《佛山忠义乡志》记载，民国初年佛山镇共有神庙197座，基本上能够确定其绝对位置或相对位置的神庙明代有8座，清乾隆时期有71座，清道光时期有109座，民国初有183座。为了反映神庙文化景观的分布趋势，在ArcMap9.0环境下,
①各府县镇神庙资料来源:(民国)《佛山忠义乡志》、(清光绪)《四会县志》、(清光绪)《香山县志》、
(清宣统)《徐闻县志》、(民国)《阳江志》、(清光绪)《潮阳县志》、(民国)《赤溪县志》、(清宣统)《从化县志》、(清宣统)《东莞县志》、(民国)《恩平县志》、(清光绪)《丰顺县志》、(清光绪)《高明县志》、(民国)《开平县志》、(清同治)《乐昌县志》、(民国)《龙门县志》、(民国)《罗定县志》、(清光绪)《茂名县志》、(清宣统)《南海县志》、(清光绪)《曲江县志》、(民国)《仁化县志》、(清嘉庆)《三水县志》、(清咸丰)《顺德县志》、(民国)《石城县志》、(民国)《始兴县志》、(清光绪)《吴川县志》、(清同治)《番禺县志》、(清光绪)《清远县志》、(民国)《阳山县志》，以及(清光绪)《嘉应州志》、(清光绪)《惠州府志》、(清同治)《韶州府志》和(清光绪)《肇庆府志》。由于不同方志中对于神庙记录的详细程度各异，所以，对于统计结果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基本上能够反映出神庙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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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数据单元(cell size)大小为10m，搜索半径(Search radius)为500m，建立四个时期的佛山镇神庙文化景观的Kernel密度。同时，将获取的明初里社、明季清初村落①和不同时期祠堂的空间数据与神庙文化景观空间分布密度图进行叠加，以反映神庙文化景观的演变，以及神庙空间与聚落空间的关系(图2)。
(a.明代;b.清乾隆;c.清道光;d.民国初)
图2 佛山镇神庙文化景观密度和祠堂分布叠合图
Fig.2 An ov erlay of the distributio n of ancestr al halls and density of temple landscape in Fo shan tow n
①明万历《南海县志，卷1，與地志》记载，明代佛山堡有十五村。根据明代祠堂、里社和清初佛山镇街道分布可以推知十四个村落的大概位置。
6期李 凡等：民间信仰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及对社会文化空间的整合1555 神庙系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佛山镇神庙文化景观的空间演变过程，反映了佛山城市社会空间的“时间历程”。神庙文化根植于民间，是镇民祈福消灾的心理寄托。所以，神庙的分布与佛山居民的聚居联系密切，如：有几条街巷共一座神庙，也有一条街巷有数座神庙。这样，透过神庙文化景观的空间扩布，可以折射出佛山镇聚落空间的变化。
明以前，中南部的神灵崇祀空间开始形成。佛山越族土著居民最早在南部栅下大塘涌一带登陆，择地而居①。东晋时，三藏法师达毗耶舍在明心铺塔坡岗上搭茅寮讲经，始建经堂(塔坡寺)。可见晋代，佛山镇自栅下铺到明心铺一带，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而且塔坡寺成为当时村民信仰的中心。
宋代北方战乱频繁，霍、陈、李、梁等姓氏南迁至佛山南部栅下、桥亭等铺。南迁的中原士民也将他们的神祇带到这里，有宋一代，真武神开始流传[26]。北宋元丰年间，佛山乡人在祖庙铺的旗带水旁，修建了龙翥祠(即灵应祠)，祀真武、观音和龙树诸神[27]。龙翥祠和塔坡寺一起成为佛山乡民两个重要的祭祀中心。可见，佛山镇中南部的神灵崇祀空间已经开始形成。
明代，佛山镇的神祇崇祀范围得以扩大。明初洪武礼制的确定扩大了神灵崇祀的范围，明代佛山镇的神庙数量增加到8座。其中，祖庙铺有3座，分别是灵应祠、忠义流芳祠和观音庙；明心铺有2座，分别是塔坡庙②和文昌庙；栅下铺、山紫铺和明照铺各1座，分别是天后庙、鹊歌庙和二帝庙。明初规定，民间每里必须设立“里社”，定期祭祀五土五谷之神。社神的民间祭祀在广东十分盛行。明初设的“九社”是佛山最古老的里社③。明初佛山堡内开八图，编八十甲，宋以来的新移民成功占籍，形成了以八图所代表的佛山新土著。祠堂既是祭祀祖先、宗族议事的场所，又是宗族各房支聚居空间的核心。因而，里社和祠堂的分布能反映出聚落空间的变化。从图1-a 可见，明代的里社、八图祖祠与明季清初的村落范围基本吻合，形成了以中南部各铺为主的明代佛山镇聚落的基本空间范围。而明代佛山神庙的分布也与此相一致，并形成了以明心铺和祖庙铺及其周围地带为核心的神庙崇祀空间。
有清以来，佛山镇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促进了神庙数量的快速增长和空间扩展。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神庙数量增长了88.73%；从清乾隆至清道光年间，神庙数量增长了34.86%；自清道光至民国初年，神庙数量增长了40.43%。由此可见，佛山镇经济发展最快的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正是佛
山镇神庙景观数量迅速增长的阶段。同样，从乾隆、道光到民国初年，佛山镇的祠堂数量明显增加，原有的中南部集聚中心得到加强，而且呈现出向南北扩散的趋势。相应地神庙的密度逐渐增大，其空间格局除两个核心地带的神庙系统继续增强外，也有向南北逐渐扩展趋势，特别是作为明代佛山最早的北部聚居地———汾水铺的神庙数量增加明显，并围绕汾水铺形成了新的神庙文化景观核心。总体来看，清代佛山镇北部及汾江两岸各铺“屋宇森覆，弥望莫及。其中若纵若横，为衢为衏，几以千数。阛阓层列，百货山积，凡希觏之物，会城所未备者，无不取给于此”④。逐渐发展成为佛山镇最繁华的商贸地带，各地客商云集，流动人口众多，土著氏族很少定居于此，祠堂分布较少。但是，由于迎合佛山镇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寄托和精神追
①②③④区瑞芝.《佛山新语》.1992:71～72.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8，祠祀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塔坡寺被毁，原址上很快又兴建一座塔坡庙，奉祀东岳帝君，称为东岳庙，塔坡冈仍然成为乡民重要的祭祀中心。
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1，乡域志记载，明初佛山“九社”是：古洛社、宝山社、富里社、弼头社、六村社、细巷社、东头社、万寿社、报恩社。
(清道光)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金石上，修灵应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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