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47期2021.3
于潇，续伊特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是我国人口流动迁移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例，
关注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差异以及影响因素，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入手，通过
长期居留意愿相关分析发现北京、上海、天津的40-49岁年龄组流动人口、已婚流动人口以及高支出流
动人口均具有较强的长期居留意愿，同时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在超大城市的长期居留
2022学业水平成绩查询入口意愿进行分析，发现北京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到婚姻状况和本周工作时长双重影响；性别因素和收
支水平的变化能够显著影响上海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而受教育年限、流动时间对天津的流动人口
长期居留意愿存在正向影响机制；年龄、性别因素、本地住房支出则对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例的国内超
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影响较小。因此，应从完善劳动时间法规、降低户籍门槛、提供住房补贴、拓宽个人进
修渠道等方面采取措施，针对本地实际情况，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及务工劳动力采取双轨制优化政策，提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最长为升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增加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度以及城市归属感，以便更好地发挥超大城市人口集
聚优势，促进未来城市经济和谐有序发展。
【关键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超大城市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5/jki.1004-129X.2021.03.004
【文章编号】1004-129X（2021）03-0037-11
【收稿日期】2020-11-08
【作者简介】于潇（1968-），男，吉林四平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续伊特（1990-），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一、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发展现状
山西高考网招生网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人口流动已进入了历史调整期，一些问题日渐凸显并出现新的特征。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指出未来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区将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为主。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已开始将流动目的地选定为天津等“新一线”城市。资料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在2011-2014年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由2011年的2.30亿人增长至2014年的2.53亿人，但自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总量开始出现缓慢下降现象，截至2017年底流动人口数量已持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年均下降284万人，北京等国内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更是出现明显的下降情况。北京市委党校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指出，2017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同比去年下降13.2万
人。2017年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流失7.25万。因此，研究我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对我国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人口结构调整以及建设人口均衡性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此，本文聚焦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依据近年国内城市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北京、上海、天津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也对“老一线”城市
和“新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对比，以期发现国内超大城市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异同及影响机制，为国家未来制定进一步调控超大城市流动人口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随着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天花板”的划定，国内一线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出现下滑趋势，北京由于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的出台，流动人口数量已经出现明显下降。上海由于“引进人才”的蓝印户口、居住证、工作证制度、就业证制度和综合保险政策等使外地人进入上海的难度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以天津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则纷纷开始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流动人口落户本地工作并定居。目前，学界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分别从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流动主体、流动目的地以及城市融入因素四个方面对流动人口开展学术研究。
居留意愿影响因素是流动人口是否长期居留的主要作用指标。杨雪等通过控制月收入、住房支出等变量，发现收入水平会使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发生分化。［1］张华初等依据2012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融入意愿、社区活动、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得出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具备良好的社区人际关系以及从主观上接受、喜欢并融入当地生活，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产生。［2］
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会对长期居留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于潇等将广东城市内“90后”流动人口作为研
究对象，发现“90后”部分青年怀揣“重经历，闯天下”的理想时并不确定自身在某地的居留愿望，同时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职业身份等因素均对该部分流动人口产生显著影响。［3］扈新强将流动人口进行新、老两代划分，通过对个体、经济实体、家庭等分析研究后发现老生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普遍高于新生代流动人口，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居住环境等因素会造成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差异，其中，家庭成员的陪伴是新、老两代流动人口能否在本地安居的关键所在。［4］
流动目的地是流动人口稳定在栖息地并创造长效价值的重要影响因素。刘冉等通过2015年北京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低、家人未随迁、进京时间短、就业单位和收入不稳定等因素直接影响居留意愿。同时发现居住在城郊接合部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明显低于居住在主城区的流动人口。［5］杨东亮将东北流出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东北高学历人口、非农户籍人口流失严重，为雇主身份的流动人口则具有强烈的迁入地长期居留意愿。［6］卢小君等在研究中发现大连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偏低，月收入水平、随迁家庭结构以及居留时间等因素均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7］
城市融入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在本地长期居留的主要因素之一。田明等以东部地区6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问卷为基础进行分析，发现沈阳、北京经济融入程度较高，但制度融入和空间融入程度中国大学生就业网
总第247期2021.3
vol.43
却较低，青岛制度融入程度较高，但经济融入程度较低，东莞空间融入程度较高，但社会融入程度较低。［8］李辉等通过对比新老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差异，发现劳动时间、住房性质、本地人歧视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归属感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归属感之间存在明显代际差异。［9］
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知，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性别、婚姻状况、住房状况、本地融入感、家属是否随迁、原生家庭意见等因素均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产生影响，而不同的流动主体以及流动目的地也会使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明显差异。目前研究领域多选择全国范围作为研究对象或选择传统一线城市进行分析研究，较少从“新一线”城市和超大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日常生活支出也逐渐成为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的重要因素，目前学界对于日常生活支出是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尚未形成共识。
本文将从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经济特征入手，对北京、上海、天津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对比分析，以求分析三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异同。
三、数据与变量
1.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调查结果，对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例的国内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多维度比较和系统分析。调查采取分层次、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抽样等方式，选取北京、上海、天津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流动人口作为本次调查对象。本调查共涉及22000个调查样本，剔除调查对象关键信息缺失等无效样本后，共获得18264个有效样本，其中，北京6682人，占样本总量的36.5%；上海6451人，占样本总量的35.3%；天津5131人，占样本总量的28.1%。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收支状况、工作单位、工作年限、原生家庭情况等。
2.变量选取
本研究将流动人口在本地长期居留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调查问卷中“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作为题项进行测量并构建二分类变量。原问卷中共包含“打算”“不打算”“没想好”三种选项设置，本文将“打算”赋值为1，“不打算”以及“没想好”进行合并后赋值为0。
本研究将解释变量归类为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经济特征进行综合测量。
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三个变量。年龄方面，将15-19岁年龄组赋值为1；20-29岁年龄组赋值为2；30-39岁年龄组赋值为3；40-49岁年龄组赋值为4；50岁及以上年龄组赋值为5。性别方面，将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2。婚姻状况方面，未婚赋值为1；已婚、离异、丧偶合并后归为“已
婚”，变量赋值为2。
人力资本特征包括本周工作时间、本次流动时间以及受教育年限三个变量。本周工作时间为被调查者在本周时间范围内的工作时间总量。本次流动时间为被调查者离开原户籍所在区（县、市）后到现居住地的总居留年份。受教育年限是将被调查者的学历水平转换为具体受教育年限，其中未上过学赋值为0；小学学历赋值为6；初中学历赋值为9；高中学历赋值为12；大专学历赋值为15；大学本科赋值为1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赋值为19。
经济特征包括上个月就业收入、每月住房支出以及每月总支出三个变量。上个月就业收入方面：将3000元及以下区间赋值为1；3001-6000元区间赋值为2；6001-9000元区间赋值为3；9000元以上区间赋值为4。住房支出方面：将1500元及以下区间赋值为1；1501-3000元区间赋值为2；3001-4500元区间赋值为3；4500元以上区间赋值为4。月总支出方面：将3000元及以下区间赋值为1；3001-6000元区间赋值为2；6001-9000元区间赋值为3；9000元以上区间赋值为4。
3.样本情况
本研究共涉及18264个样本，其中北京6682人，上海6451人，天津5131人。表1为各解释变量样本统计情况，从年龄方面看，低年龄组人数最少，占比最低，统计意义不强。国内超大城市各年龄组占比最多的是30-39岁年龄组，分别占比43.7%、40.4%及42.8%，壮年流动人口成为国内超大城市的主流。
从性别角度来看，流动人口中男性比例较多，其中天津男性流动人口占比最高，为58.9%，上海其次，为57.9%，北京最低，为56.6%。从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来看，已婚人口远高于未婚人口，三大城市占比均超过80%，其中天津占比最大，为88.7%。从月收入角度来看，3001-6000元收入组占比最大，其次是3000元及以下收入组，北京、上海9000元以上高收入组占比排名第三，分别为15.8%及12.2%。从本地住房支出角度可以看出，占比最大的是低于或等于1500元每月支出的体。从月总支出角度来看，占比最大的体为3000元及以下支出组，北京、上海、天津分别占比47.3%、47.9%、66.9%，受本地消费水平影响，天津占比最大，北京占比最低。受教育年限是衡量当地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天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分别为11.6年、10.67年以及9.71年，其中北京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上海、天津相对较低。从周工作时间来看，北京周工作时长最短，为46.94小时；上海次之，为48.5小时；天津周工作时长最长，为51.34小时，天津相较北京流动人口每周约多工作4.4小时。从流动时间来看，北京流动人口平均流动时间最少，为6.16年，上海流动时间最多，为10.77年。数据说明流动人口流动的时间越长，其工作经验越丰富，收入也在不断增加，长期居留意愿愈强烈，上海平均流动时间最多，这与上海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最强是一致的。
四、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相关分析
通过表2数据可以发现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例的国内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一定程度的差
2019年司法考试主观题异。从性别角度来看，北京、上海的男性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均高于女性，分别高出1.3和0.6个百分点，而天津则呈现出相反趋势，男性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低于女性2.7个百分点，女性的居留意愿明显强于男性，这与以往全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相似。不同年龄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差异主要出现在20-29岁年龄组，该年龄组中北京、天津计划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比例均不超过50%，青年流动人口由于工作、收入、交通等原因对现居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较弱，而上海的青年流动人口则显示出较强的居留意愿，有55.2%的调查对象选择长期居留。研究还发现随着年龄组的不断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逐渐增强态势，在40-49岁年龄组达到顶点，北京、上海及天津分别有74%、72.5%以及65.8%的流动人口打算长期居留，留城意愿明显强于其他年龄组，而50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居留意愿则显著下降，天津下降幅度最大，与上一个年龄组同比下降11.6个百分点。从婚姻状态看，已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明显强于未婚流动人口，而在未婚流动人口中，北京、天津的留城意愿分别为44.9%和46.5%，远低于上海55.4%的居留意愿。
总第247期2021.3
vol.43
分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
注：分类变量报告频数和百分比，连续变量报告均值和标准差。
收入水平是衡量流动人口经济状况最常见的指标之一。表2显示国内超大城市人口居留意愿随月收入水平提升而逐渐增强，北京、上海及天津超过9000元收入的高收入人的居留意愿分别达
发布评论